中國外交部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主任劉毅仁特地召開記者招待會：“中方對目前日方處理遺留在華化學武器的緩慢進展并不滿意。目前，所有已經發現并被臨時安全化處理的化學武器沒有一枚被銷毀。”
自1945年以來，日本遺棄的化學武器已經造成至少2000名中國人死亡。僅2003年至2005年，就發生了4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傷人事件，造成49名中國居民中毒，其中1人死亡。中國民間已經就此向日本多次提出訴訟，日本政府盡管承認這個事實，但卻不會賠償。“如果要賠償的話，事情就會沒完沒了，也無法估計賠償數額。”
曹志勃在談到如何解決日遺化武難題時，認為民間應該加強呼吁，輿論也要跟上，但最關鍵的是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繼續交涉。目前急需中國政府解決的問題，包括迫使日本政府盡快公布有關毒氣生產、在中國使用和埋藏的檔案，敦促日方全面展開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工作，以便把傷人事件控制到最小限度。
1997年，中日兩國作為締約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根據規定，日本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必須在10年內，即2007年4月前徹底銷毀。最后期限已近，但整個銷毀過程卻進展緩慢，迄今為止，沒有一枚被發現并臨時存放的化武被銷毀。這9年時間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是什么讓這些威脅生命安全的侵略者的兇靈仍然安睡在中國土地上，而遲遲未能得到處理？
從黑龍江省第二大城市齊齊哈爾中心城區向西南行進30多公里，就是位于嫩江西岸的富拉爾基。“富拉爾基”在達斡爾語中意為“紅色的江岸”，意即這里是美麗的鋪滿紅寶石的嫩江之濱。如今，這片美麗的土地也是日本遺留化學武器最大的托管庫之一——齊齊哈爾化武托管庫的所在地，托管庫里存放著大量侵華日軍遺留下來的毒劑彈。
像東北其它許多地區一樣，這片土地也被打上了日軍侵華的深長烙印：2003年8月4日，齊齊哈爾發生的芥子氣毒劑泄露事件，致40多人傷、一人死亡。此后大陸連續曝光了各地在不同時期發生的遺留化武傷人事件，震驚海內外，引起公眾開始高度關注當年侵華日軍遺留在中國的數量龐大的化學武器。中國政府也由此督促日方加緊處理化武的進程。
三年過去了，“最新進程”卻顯示：日方迄今為止尚未銷毀一枚遺留化武。
2006年7月底，記者來到齊齊哈爾。在齊市租車問路時，許多市民表示，不知道齊齊哈爾托管庫的所在地。
孤獨的齊齊哈爾托管庫
“那時托管庫周圍都設有警戒線，有士兵在站崗，不停閃爍的紅燈告訴你這里不是一個普通的地方。”行前，2003年齊齊哈爾“8·4事件”后曾參觀過托管庫的當地官員對記者回憶當年的情形說，那里屬于軍管區，由當地武裝部負責，平常一般人根本進不去。
但記者到來時，一路通行到托管庫的大門，外面沒有看到人值勤，也沒有任何警示標志。水泥體的庫房壁，天藍色的屋頂上立著幾個煙囪。如果不注意綠樹掩映中的那塊黃銅牌子——“日本遺留化學武器齊齊哈爾托管庫”，看不出和普通倉庫有什么分別。
托管庫的后面，有一條貨運鐵路。從后部目測，托管庫大約有三、四百立方米。在這里，記者也沒有碰到一名警衛人員。
當天，托管庫旁邊的土坡下有幾頂軍用帳篷，從遠處可以看到有士兵在走動。記者詢問一名士兵時，他稱這次是前來執行任務的，并非常駐。
這時，托管庫里走出一個工作人員，警惕地問記者來做什么。得知記者的身份后，馬上表示不接受采訪，要求記者離開，并不許拍照。
托管庫的周圍多是樹林，林外是莊稼地。附近的村民表示“知道這里有化學武器”，“政府早就宣傳里面危險，所以我們很少進去。現在這里也沒什么人管，對我們的生活沒什么影響。”
當地人說，這一帶以前是個靶場。隨著日遺化武在齊齊哈爾越來越多地被發現，1999年這里被改建成專門存放日遺化武的倉庫。據知情人告訴記者，2003年，托管庫曾在原址上進行了擴建，擴建后的庫體圍墻高達7米，墻體厚6米，僅水泥就用了180噸。這些費用均由日本方面負擔。
據知情人士說，托管庫的防護措施相當嚴密，即便是密封的化武出現泄露，也不會輕易散發到庫房外面。目前這個托管庫里共存放著侵華日軍遺留下來的1000多枚毒劑彈。而這樣的日本遺留化學武器托管庫，除齊齊哈爾外，中國境內尚有哈爾濱、沈陽、吉林敦化等數個。
日方9年未銷毀一枚遺留化武
7月25日，日本內閣府遺棄化學武器處理擔當室派遣專家組抵達哈爾濱，處理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最新發現的600多件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
據中方有關人員介紹，這次緊急回收作業預計為期12天，經過鑒別包裝的化學武器，將存放在位于哈爾濱市東風鎮的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哈爾濱托管庫內，待日后統一銷毀。
此前，中日兩國專家已于7月10日結束了對黑龍江省寧安市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為期6天的挖掘回收工作，210枚日本遺棄化學彈和不明彈，也被“打包封存”在托管庫，等待最終銷毀。
8月18日，日本內閣府還宣布，將從8月22日繼續挖掘回收吉林敦化市的遺留化武。
據悉，中日在共同處理遺留化武的過程中，一線工作如對彈藥進行鑒定、密封，封存，主要由日方人員進行，中方的任務主要是協助，提供后勤保障。不過，對于中方來說，最為重要的一項任務，是督促日方進行化學武器的處理工作。
根據中方的統計，1995年2月至2006年4月逾10年間，中日雙方進行了近60次日本遺棄化武的挖掘回收、鑒別包裝、調查確認和基礎調查等作業，共回收日本遺棄化武37499件，化學戰劑污染物近200噸。不過，按每年計，中日聯合作業平均一年不足6次。
據了解情況的人士表示，在處理化武過程中，外觀鑒別這個環節，是雙方爭論最激烈的地方，一枚化武是不是日本遺留的，“身份”要在這里確定。“他們經常不承認，這就需要我們提供大量的證據。”
這樣的進度顯然不是中方所期待的。在寧安的挖掘回收作業中，中國外交部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主任劉毅仁特地召開記者招待會：“中方對目前日方處理遺留在華化學武器的緩慢進展并不滿意。目前，所有已經發現并被臨時安全化處理的化學武器沒有一枚被銷毀。”
1997年，中日兩國作為締約國同時加入了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根據規定，日本遺棄在中國的化學武器，必須在10年內，即2007年4月前徹底銷毀；若到期日本仍沒有完成處理工作，在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可將最后期限延后至2012年4月。
今年4月，日本外務省宣布，日本已向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將期限延后5年。而中方鑒于在2007年完成化學武器銷毀工作已是不可能的事，已經同意了日本延期完成銷毀的申請。只是，從日方目前的工作進程看，即使延期5年，最終的處理結果也不容樂觀。
有記者認為，“中國外交部這次的措詞明顯不同，強硬了許多。這么做就是要借國際社會向日本方面施加壓力，日本現在的做法就是想推遲，照此下去，中方根本看不到結果。”
數目仍是雙方最大分歧
經過多輪談判，在擱置數字爭議的前提下，中日兩國政府于1999年7月正式簽署了《關于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根據備忘錄，日本政府明確表示要履行國際義務，為處理和銷毀遺棄化學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資金、技術、人才和設備，中國政府則給以積極協助。從此時起，由日本方面出資、委托中方建設和管理的遺棄化學武器倉庫，陸續在中國境內建成。
盡管簽署了《備忘錄》，但遺留化學武器的數目卻成為雙方在合作中最大的爭議。中國政府已發現和進行初步處理的有30萬枚彈藥和120噸化學戰劑，但據估計，未進行處理的彈藥仍有200萬枚。遺棄化學武器的種類有：芥子氣、芥子氣／路易氏劑、二苯代胂氰、氫氰酸、氯乙酰苯和光氣。日本內閣的文件則稱，日軍遺留在中國的毒氣彈只有約70萬枚，其中67萬集中在吉林省哈爾巴嶺地區。
從目前進行過的幾次發掘的情況看，中方提供的200萬枚的數字，比日本方面要準確得多。從1989年就開始研究日本軍事史的原齊齊哈爾市社科院院長、現齊市作協主席曹志勃說：“根據資料和走訪，日本從1923年開始小規模生產化學毒氣，到侵華戰爭開始，數量直線上升，一共生產了750萬噸左右，可以裝配750萬發各種炸彈、炮彈和航彈。戰爭中在大陸使用了大約300萬發，戰敗后美軍幫助處理掉100萬發左右，這樣我們保守地估計，留在大陸的還有200萬發左右。但到目前能夠發現的也就不到100萬發。”
“日本方面堅持說70萬枚，主要是根據建國以后中國陸續發現的化學武器數目來計算的。當時東北軍區的文件表明，吉林哈爾巴嶺地區埋藏20萬左右，而黑龍江、牡丹江、佳木斯一帶，也在20萬左右。日本方面只是把發現的化武數目進行累加，這是日方提出70萬枚的根據。”曹志勃說。
早在1992年，中國參加日內瓦化學裁軍談判的代表，向大會提供了一份題為“關于已發現的外國在中國遺留的化學武器的一些情況”的文件。文中指出：“據初步統計，迄今為止，已發現、尚未銷毀的化學彈約200萬發左右，因絕大部分仍埋在地下，確切數字尚待挖掘核實。化學毒劑的數量：迄今為止，已經發現、尚未徹底銷毀處理的毒劑近100噸，已由中方銷毀毒劑20余噸。”
但據專家的預計，無論根據哪一種預測，都不可能在期限內把這些毒氣彈作無毒處理。日本內閣的文件也稱，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條約》加盟國從未遇到過如此大量和廣域的化學武器處理工作，而且無毒處理技術至今在世界上也還沒有絕對的把握。
日本拖延具體執行
根據《禁止化學武器條約》，延期5年后，如果仍然未完成處理，日本就不再有義務去回收處理在華遺留的化學武器了。而迄今為止，中日雙方除對遺留化武進行過聯合調查和回收作業外，實際處理工作基本上沒進行。
中方認為，處理工作如此緩慢，日方的態度是關鍵。劉毅仁通報說，日本方面的作業速度太慢。而曹志勃認為：“這不是處理進度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進度。每次發現遺留化武后，都是我國外交部發出照會，日本防衛廳才派專家過來，他們從不主動。日本政府采取的態度就是承認但不賠償，盡量把處理往后拖，直到《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失效，事情不了了之。”
而前往寧安的日本遺棄化學武器處理擔當室工作人員則表示：“專家人數很少，加上銹蝕炮彈具有爆炸危險，需要謹慎作業。”
中方近年向日方通報了60處新發現的有關日本遺棄化學武器情況，要求日政府派團進行確認調查和安全化處理。但日方以人手和經費有限為由，每年只安排兩三次調查，致使許多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得不到確認和安全化處理。
2005年4月底，中、日官員在北京就處理遺棄化學武器舉行了會議，雙方決定加速建設處理遺棄化武的步伐，許多處理設施年底前要盡可能開工。隨后，日本《讀賣新聞》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話說，日本將在當年遺棄化學武器的地點，包括北京、哈爾濱、南京在內的12個地區興建小型設施，并在3年內開始處理遺留的化學武器。但報道中并未提到興建設施的費用，也沒有提及修建的時間表。
而日方則認為，日本在化武問題上無法以一次性賠償了事，這讓日本處理起來有種沒完沒了的感覺。據日本方面的報告估計，中國大約還有70萬枚被日本軍隊遺棄的化學武器，到目前為止只挖出和處理了37000枚。許多埋在地下的化學武器嚴重腐蝕，武器中的化學物質可能已經滲漏出來污染了土壤。高曉燕說，隨著中國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城鎮不斷開發擴大，隨時可能遭遇毒彈而引起中毒傷人事件，而那些已經發現的遺留毒劑彈藥和毒劑，若無有效處置，中毒事件仍將難以避免。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日遺化武受害者日益增多。根據中方提供的數字，自1945年以來，日本遺棄的化學武器已經造成至少2000名中國人死亡。僅2003年至2005年，就發生了4起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傷人事件，造成49名中國居民中毒，其中1人死亡。中國民間已經就此向日本多次提出訴訟，日本政府盡管承認這個事實，但卻不會賠償。“如果要賠償的話，事情就會沒完沒了，也無法估計賠償數額。”
這些因素，都使“日本認為這是一個未知數，預見不到后果，所以盡量往后拖”，曹志勃說。
此外，技術問題也是擺在中日雙方面前的一個現實難題。要把埋藏在地下半個多世紀、已經變形的品種繁多、數量巨大的化學武器進行無害處理，這種技術和經驗，包括美、俄、德等技術發達國家在內，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具備。高曉燕介紹說，兩國政府就技術問題協商過，但確實很復雜，如是不是集中處理，還是流動性銷毀，雙方都要討論。“從技術上說，我們也有不能按期完成的預感。只是，如果日本方面的態度好一些，我們的心理會平衡一些。”
據報道，從確保銷毀安全和環保角度出發，經過反復論證和篩選，2005年4月中日雙方原則確定了銷毀技術和銷毀方案，銷毀技術初步定為焚燒法。但目前也在處理遺留化武的歐洲國家如德國、英國、比利時等，它們采用最先進的技術，每天也不過處理10到20枚。
曹志勃說，就銷毀本身來說，日本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進行處理，如用石灰燒，或者說先用凝固劑將其凝固，再用鉛皮密封，但無論如何，這些化武還是存在于中國大陸上。沒人能保證，這些東西不會泄露。“前兩年，我去過哈爾巴嶺，那里的山上沒有飛鳥，附近的百姓也沒有去的。”
再加上在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及其論調日漸高漲，這也使得日本政府更加不敢承擔責任。高曉燕說：“對戰爭受害者的訴訟，日本的右翼學者在推諉責任上做文章；日本政府的態度就是不道歉，不賠償，否定戰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吳廣義研究員曾對日本的現行教科書做過一個比較，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例，現行的8本教科書，其中只有1本“大阪書籍本”的教科書，在“調查戰爭遺跡”的欄目中，以非常小的篇幅提到了“日本大久野毒氣制造廠遺跡”，在大久野毒氣制造廠制造了370萬發毒氣彈，其中大部分在中國被使用。
因代理“8·4事件”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而多次前往日本的中方律師羅麗娟表示，訪日期間向在野黨提起化武受害者的情況時，許多在野黨黨員都很驚訝，連他們也從來不知道受害者的情況有這么嚴重。“國會開會時他們還質詢過化武問題為什么處理得如此緩慢。可惜他們只是在野黨。”
中國政府各部門協作處理化武
就解決日本遺留化學武器問題，中國政府一直設有專門的機構同日方保持聯絡。1999年8月，在《備忘錄》簽署后不久，中國外交部即匯同總參謀部和國家環境保護總局聯合成立了處理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辦公室。
根據《備忘錄》的規定，該辦公室隨后開展了銷毀化武技術的論證，專項環境標準的制定，規劃、設計、建設銷毀設施等大量工作。國家環保總局也配合出臺了若干環境保護標準，如《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氰溴甲苯》、《銷毀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環境空氣中污染物濃度標準(試行)》等標準。
而地方政府方面，有日本遺留化武的省、自治區也加緊進行自己的配套工作。2004年7月，吉林省政府出臺了《吉林省預防和應急處置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突發事件預案》。根據《預案》要求，全省各地如發生“日遺化武”突發事件，警方要保證在接警后及時受理，立即報知省領導小組辦公室及指揮協調組，及時制定搶救和疏散人員的方案，并將偵查結果迅速提供給相關部門。
去年6月，經國家衛生部和國家發改委聯合批準，國家國債投資1000余萬元人民幣在敦化市成立了敦化市中毒救治基地，防化療病區面積為2400平方米。該基地屬三類化學中毒救治基地，主要功能是負責當地居民和化學武器銷毀工作人員的損傷救治。
解決問題關鍵在于政府
今年3月，51名國內日遺化武受害者在哈爾濱黑龍江省第二醫院南崗分院接受了全面的身體檢查。這次參加體檢的受害者除了“8·4事件”的43名受害者外，還有中國第一次、第二次向日本提起化學武器訴訟的部分受害者，以及吉林省敦化市的兩名受害兒童。51名接受體檢的受害者當中年齡最小的13歲，最大的57歲。
在眾多的受害者中，王成的傷勢最為嚴重。“8·4事件”中，王成遭受到毒氣傷害，造成他的下肢皮膚大面積壞死，并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而兩年多來，王成的身體狀況日益下降，每天都要忍受腹部的劇烈疼痛。
羅麗娟介紹，體檢的結果不容樂觀，“8·4事件”后要求賠償時，受害者并沒有考慮那么多，但現在看來，受害者的后遺癥比想象得要嚴重。2005年的時候，一位在“8·4事件”中受傷的小女孩去日本做了一次體檢，不但查出呼吸道受損，腳上有嚴重外傷，而且證實了中毒事件給她的生活留下了后遺癥——今后不能生育了。“現在受害者大都對自己受的傷不太明白，他們只知道自己中毒了，但還不能確知這種毒會給他們今后的生活帶來什么。”羅麗娟說。
“按照日本的法律規定，案件的訴訟時效為3年，今年馬上就到期了，我們已經提交了延期半年的申請。”經過了漫長的3年，羅麗娟也有了力不從心的感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人力、物力，像這樣的集體體檢每次要1萬多元，一年兩次。而我們現在所做的都是公益性質的，完全沒有向個人收費。”
在這個問題上，羅麗娟更希望能通過兩國政府協商的方式來解決，但她感覺目前日本政府根本不想賠償，就像當初“8·4事件”時，日本方面提供的資金只稱作是“處理費用”，而不是賠償金。“如果政府之間不能解決問題，我們只能走法律途徑，但勝算不好說。”
曹志勃在談到如何解決日遺化武難題時，認為民間應該加強呼吁，輿論也要跟上，但最關鍵的是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繼續交涉。目前急需中國政府解決的問題，包括迫使日本政府盡快公布有關毒氣生產、在中國使用和埋藏的檔案，敦促日方全面展開遺留化學武器的處理工作，以便把傷人事件控制到最小限度。
中國人有“以史為鑒”的古訓，但在記者的采訪中，歷史似乎正在變得淡去。在前述化學部隊的舊址和倉庫所在地，程先生告訴記者，這一舊址什么都沒剩下了，墻倒了，房也拆了。而當記者驅車趕赴該地采訪，問當地人具體地址時，沒有人說得清。
采訪最后，記者得知另一名“8·4事件”的中方代理律師李海洋日前因病去世，他最終沒有看到官司勝訴的那一天，而他的搭檔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一定會把老李的事業進行下去。”
這聽起來有些悲壯。
日遺化武大陸分布圖
建國初期，中國已多次發生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傷人事件，中國政府曾力所能及地自行銷毀了少量化武。但由于條件所限，不少化武不得不暫作掩埋處理，待有條件時再作銷毀。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公安局治安科老科長陳友，從1958年就和日遺化武打交道。當年，陳友等公安人員曾經證明，在濱江橋第四根橋基下確有大量日軍傾倒的彈藥，而且絕大部分是毒氣彈，但由于江水太深以及技術落后等多方面原因，直到今天這批化武還沒有得到妥善處理。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政府開始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盡管擁有大量事實及實證，但日本一直否認研制和在華遺棄了化學武器。直到1990年，中國政府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首次提出了日軍遺棄在中國領土上的化學武器問題。1991年6月，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舉行了“關于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的首輪談判。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認了日軍在華遺棄化學武器這個事實。
日本遺棄化學武器主要分布在大陸東北、華中、華南、華東的十幾個省份的幾十個地區，其中以東北地區最為集中。根據大陸官方的說法，到目前為止，中國已在14個省區的60個地點發現了當年侵華日軍遺棄的化學武器。
而根據齊齊哈爾市政協常委、齊齊哈爾市作家協會主席曹志勃的說法，這一數字應是18個省區。從1989年就開始研究日本軍事史的曹志勃告訴記者：“日本在中國大陸使用化武的范圍太廣，遍及18個省區。而在撤退時，日本所有作戰部隊接到的第一條命令就是首先處理化學武器。我們根據發現過化武的地點和以前國民政府的統計，確定了18個省區。”
在曹志勃的統計中，中國方面已經銷毀或暫作初步處理的地區包括：黑龍江省富錦縣，化學彈10余萬發；黑龍江省尚志市，化學彈20余萬發，毒劑1100余公斤；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芥路毒劑4桶，約400余公斤，1982年用化學法銷毀；黑龍江省阿城市，化學彈300余發，毒劑10余噸；吉林省長春市、遼寧省沈陽市、鳳城縣等地多種毒劑10.8噸，已銷毀處理；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河北省石家莊市、安徽省蚌埠市化學彈1萬余發，已銷毀處理。
有關情況比較清楚，但尚未作銷毀處理的地區：黑龍江省孫吳縣，化學彈513發，毒煙筒4箱、毒劑2桶；黑龍江省巴彥縣，化學炮彈100余發；吉林省梅河口渭津，芥路毒劑74噸；吉林省吉林市郊，75MM光氣炮彈40余發；河北省鄴城市，75MM光氣炮彈50發；浙江省杭州市，化學彈33發，地下尚有埋藏，待查；江蘇省南京市，芥子氣4桶；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郊，芥子氣3桶；黑龍江省北安市，化學炮彈1500發。
確切數量待進一步核實的埋彈地區：吉林省敦化地區，據敦化地區歷史資料和參加埋彈、運彈人員介紹，該地區約有180余萬發。吉林梅河口地區，有少量航彈和其他化學彈藥。
經初步調查可能埋彈的地區：黑龍江省哈爾濱、阿城地區、齊齊哈爾地區、吉林省琿春地區、長春地區、敦化地區的秋梨溝、馬鹿溝等。
在曹志勃的統計中，關外的化武數量遠遠高于關內數量。但也有人認為，關內的遺留化武數量應該高于關外地區。因為關外的日軍是蘇軍消滅的，當時日軍根本沒有時間仔細掩埋化學武器，只是倉促地堆放在樹林里。而關內地區的日軍許多是駐地部隊，他們的化學武器隱蔽程度要高于關外。
在2006年7月處理綏化日遺化武問題前，中日只合作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殘留化學武器發掘工作。2001年在江蘇省南京市進行挖掘；2002年對埋藏在黑龍江省孫吳縣境內的日軍遺棄化學武器進行實際操作處理；從2004年9月開始，中日聯合挖掘小組啟動了寧安地區回收遺留化武的工作。
(摘自香港《鳳凰周刊》，有刪節；記者：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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