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的一大早，當記者打開自己郵箱的時候，突然收到了來自郝柏林院士的一封信。信里沒有內容，只有附件。這是一篇文章，來自美國《科學》雜志2006年6月9日一期中的新聞聚焦，題目是《學術腐敗丑聞動搖中國科學》，文章的壓題照片上，是炫目的上海外灘夜景，圖片說明上說，“黃金般的，上海的地平線反映了鼓舞中國在科技領域增加投資的日益增長的雄心。”但是文章的副標題上寫著，學術腐敗的日益增多將迫使中國的科技界領袖或者選擇清理門戶，或者眼看他們這樣混亂下去。
時光倒流到十年前，該雜志的評論可能會被認為是“別有用心”，然而今日，這樣的評論已不會引起中國人太過激動的反應了。
2006年5月24日，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在中國科協“七大”作工作報告時透露，為了在我國科技工作者群體中形成良好學風和職業道德，中國科協通過調研起草了《科學家行為準則》草案。他在報告中還呼吁制訂有關科學道德公約和規范，推動建立和完善科技人員誠信檔案。
可能是一種默契，教育部于5月25日宣布，成立學風建設委員會，該委員會將擬訂高等學校加強學風建設、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的基本準則與實施細則，并針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失范、學術不端行為，提出研究咨詢意見和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科研工作中出現了一種浮躁風氣：一些人把科研活動當作工具，追名逐利；一些人為了一己之私，弄虛作假；少數人抄襲別人通過辛勤勞動取得的成果和論文，被揭發后態度非常囂張，而揭發者、被抄襲者還會受到攻擊。”參與《科學家行為準則》草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金屬所李依依院士說。
■學術腐敗的社會土壤
近十幾年來，當國人進一步看到科學技術的巨大差距和巨大價值后，科技和學術領域堆積了前所未有的金錢和優惠政策；但《科學》雜志在其文章中說，在這場科學躍進的風潮中，前所未有地大量出現科研人員被指責造假。出于換取名聲或職位的目的，他們造假的方式從偽造簡歷直到偽造數據，“太多的誘惑讓某些科研人員模糊了從事科學研究的動機。”中科院院長路甬祥說。
神圣的殿堂里出現的陰影，在許多學者看來只是背后更大問題的一個投影，如果沒有體制上的改革，這樣的問題就會層出不窮。同濟大學海洋地質系教授汪品先院士對記者說，最近暴露出來的幾件學術腐敗大案，只是冰山的一角，實際上問題遠不止這些，而且科技界暴露的問題也不是孤立的，它和整個社會的浮躁風氣有關，商業上假貨橫行，運動員有打假球、吃興奮劑，文藝界有假唱，學術界有造假有欺詐就不足為怪了。
■造假大案駭人聽聞
2006年5月12日，沒有抄襲，干脆以一塊磨光的別人研造的芯片騙取國家上億元經費的“漢芯造假案”告破，上海交大在這一天向公眾通報調查結論與處理意見，決定撤銷陳進的教授職務、任職資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科技部、教育部、國家發改委也都相繼決定終止陳進所負責的科研項目和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并追繳相關經費。
2006年3月10日，清華大學宣布，原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劉輝在個人網頁中所提供的個人履歷、學術成果材料存在嚴重不實，把同姓、名字拼音縮寫相同的人的論文作為自己的成績，涉嫌學術造假，被撤銷教授職務。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舉報人長期堅持不懈的上訪舉報，沒有新聞媒體的長期關注，陳進現在還會享受著國家的特殊津貼，拿著國家的大把經費，并撰寫更多的課題報告，騙取更多的經費。
2006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向政協委員們公布了他們的一個調查，在接受調查的180位博士學位獲得者當中，60%的人承認他們曾經花錢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認曾抄襲過其他學者的成果。他表示，若學術腐敗彌漫，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會損害人們對學術界的信任。
接受記者采訪的一些專家說，在論文、著作中抄襲別人的成果是很不明智的，也是很容易被人發現的；但在論文中夾雜假數據，假結果是非常容易的。“對一個問題有思路但是做不出來是常有的事，為了出論文，編一個假結果出來，不需要什么儀器和經費，而且很難被人發現。”
北大前副校長王義遒說，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拿出成果，經費要被取消。這促使一些科學家在沒有成果的時候編造成果，湊論文數量。不少粗制濫造、拼湊甚至編造的論文因此得以發表，讓來自中國的論文只見數量不見質量。根據中科院的統計，2004年中國發表的論文總數是世界第九位，但是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僅排在世界第124位。
2006年5月4日，120名在美國和中國工作的生命科學教授和其他科技工作者，聯名致信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學基金會和中科院等機構，表達他們對中國科學研究誠信問題的關切，并呼吁有關部門能采取行動妥善處理。這封信的聯系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傅新元說：“中國現在缺乏對學術不端指控的適當處理機制。這會導致造假者未能得到適情處罰，或無辜的被指控者得不到合法保護，正常的研究招致困擾。這種情形不僅毀壞有關被指控的科技工作者的聲譽，也會影響正常的科學研究和國際科學界對中國科技工作者的信任。”
■力避“劣幣驅逐良幣”
真正的研究，需要艱辛的努力。但是造假的研究，只需要一小步，就可能得到榮譽的光環，這個無本的暴利讓一些人和陳進、黃禹錫一樣鋌而走險。學術造假，可以讓造假者獲得不應屬于自己的學位、職位、項目，讓正直的科學家沒有用武之地，導致“劣幣驅逐良幣”效應。
中山醫科大學實驗動物研究所主任陳系古對記者說，學術欺詐的問題，現在在國際上有普遍性，在中國更不會例外。他說，有的人直接拿他學生的畢業論文寫文章去發表，有的人在別人的文章里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課題，有的人直接拿他的課題本改了名字用。這不是騙，而是搶！
陳教授說，論文造假在國外被稱為一種學術不端行為，在中國也不算是完全意義上的學術腐敗。他認為，學術腐敗更表現在權力被濫用在學術領域，諸如買賣文憑、買賣版面、強占別人的研究成果和經費、利用學術和行政地位壟斷科研資源、幫助掩蓋學術不端行為，在項目、成果申報過程中弄虛作假，這些才是更大的腐敗。對權力缺乏監督機制，評價機制依賴片面的標準，是學術腐敗產生的土壤。
中山大學生態與進化研究所所長、廣東省特聘教授彭少麟認為，缺失一個很好的評價體系是導致學術生態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舉例說，前一階段，強調發SCI論文(美國科學信息研究生1964年創刊的引文索引類刊物)，所以大家都拼命去發SCI論文。但是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比如說搞原子彈，人家早已經搞出來了，就是對你封鎖，你搞原子彈肯定沒法發論文，但是貢獻是不能用論文來衡量的。再比如說在生態種群學的研究上，英國已經做得很好，在中國就算有什么發現也沒法發表SCI論文，但是這對中國來說，又是很重要的成果。
他透露說，袁隆平在評國家科技最高獎的時候，就曾受到爭議，因為他沒發什么SCI論文。“當時我覺得很可笑，袁隆平利用海南的野生稻和湖南的雜交稻培育出的雜交水稻，解決了多少人的吃飯問題，但是他的學術成就還要靠論文來衡量。”
■高校需要反省
彭少麟教授介紹，和國際上一般大學對教授的考評不同，中國的教授是要簽合同、考核的，比如每年至少要有多少個課題，發多少SCI論文，然而，對于那些從助教到講師，再到副教授、教授一級級升上來的教授來說，對那些專心研究基礎問題的人來說，催其馬上拿課題、出成果是不現實的。顯然，三五年出一篇貨真價實的文章，要比一年出好幾篇抄抄寫寫的文章的人要強多了。
“很多學校在學術上相互攀比，比誰SCI論文的數量多，很多學校博士畢業一定要發表一篇SCI論文，而且影響因子要1.0以上，但是一個博士只學3年時間，他雖然學了很多東西，但是不一定能有什么成果。如果不發論文就不能畢業，只能想方設法發一篇論文。以前造假的論文在國內發還沒關系，家丑沒有外揚。現在要比SCI，所以把造假的論文也拿到國外發，發多了肯定被人家抓住，時間長了，國外就不相信我們了。”陳系古教授說。
陳教授說，中國要在世界上立足，一定要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給世界看，如果不遵循科學規律，即使一時看到一些“成果”，也是遲早要暴露的。他認為，更大的不遵循學術規律的現象，是高校盲目擴大、在硬性指標上爭奪國際與國內排名、壟斷更多的資源為己所用，是出于政績的考慮對學術領域提供的誘惑和施加的壓力，給學術腐敗推波助瀾。
學術腐敗六大癥候
■七拼八湊編教材
許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礎教材，普遍都存在著“嚴重老化”的問題，目前使用的教材不僅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編寫的，還有五六十年代編寫的。一項對上海大學生的調查表明，有將近63%的大學生對現有文科教材的陳舊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滿。據目前在校的新聞系學生反映，他們使用的《新聞采訪學》是1983年蘭鴻文教授編寫的，《文學理論》的藍本還是上世紀60年代以群等編寫的修訂本，至于中國文學史的藍本還是60年代游國恩等教授編寫的。
不僅基礎課教材如此，專業課也幾乎大同小異。南方某著名大學一位學經濟的學生告訴記者，有一天他們上一門專業選修課，一位70多歲的老師走上講臺，攤開一本發黃的講義，對同學們誠懇地說，這是我1985年寫的講義，這個學科發展很快，我們大家一起邊學習邊探討吧。這位學生說第一次聽課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來了10個人，第三次上課5個人都不到了。
近年來各種版本的教材層出不窮，但為什么教授們還在使用舊教材呢？中山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記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間接抄襲舊教材的，有些教材雖然有了一層“學術前沿”和“最新學術動態”的包裝，但實質內容上卻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有的老師寧可使用舊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當作“靶子”批判的。
問題是，新教材雷同，舊教材又跟不上時代學術發展的步伐，最終受損害的是中國大學的學術水平，受貽害的是大學生們。
■洋虎皮做大旗
現今高校學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無非是想唬一唬中國人抬高自己的身價。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學人，此公是典型的“學術二道販子”，但英文不錯，曾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做過幾個月的訪問學者，回到國內便四處宣揚他在國外與某某世界著名學術大師交往甚密，該學術大師曾經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贈與此公，此公回國后又做報告又寫介紹文章，儼然一副世界著名學術大師的中國學術代言人的模樣，然而據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的某先生說，該著名學術大師的學術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根本就沒有出過英文著作。
更有一位曾經在英國某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國內某高校學人，自稱是某世界級著名文藝理論家的國內惟一弟子，回來為中國文學大師重排座次，被國內同行貽笑大方。
■泡沫與浮夸
近幾年中國高校學術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榮”，有人總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學者特別是享有高級職稱的學者、名學者以及擁有各種獎項獲得各種稱號的“專家”級學者教授越來越多。二是高校論文、學術專著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專著、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國有國際影響的大學教授，或者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卻不多，這從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學的三大檢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學術水準中有“注水”現象。
從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學者一年也就發表一兩篇論文，一輩子只出那么兩三本專著。現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學者，在學界混了幾年就敢稱“著作等身”，有專著三四十本，論文好幾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連百萬字都羞于出口，因為現今學術界有種說法：十萬字原地踏步，百萬字才起步，千萬字水平才算數。
申小龍是復旦大學的青年學者，在語言學界嶄露頭角，他曾經著有在語言學界頗具盛名的《語言的文化闡釋》、《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文化語言學》等十余種著作，但據某些專家披露，申小龍搶先發表別人的未刊論文，將此據為己有。其中《語言的文化闡釋》有40%以上是抄襲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鐵平在一篇題為《反對在學術著作中弄虛作假——評申小龍〈文化語言學〉等著作》中披露該書有350頁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復，這些重復的內容占該書642頁的56%左右。像申小龍這樣把好幾百頁的內容從一本書或者幾本書中，搬到另外一本書的做法在學界不乏其人。
■獎項之亂
學術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也為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有種說法在人們口中流傳：“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我，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面。”
去年，武漢大學哲學系鄧曉芒、趙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陳湖北省哲學(1994-1998)優秀成果評獎中的腐敗現象，在那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丑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從評審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系票已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級別獎項中票數如此集中在評委和某個身居高位的評委的弟子們身上，即使在目前腐敗成風的學術界也是少見的。”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哲學一等獎正如湖北省哲學評獎組長一職一樣，歷來都是×××的專利。在上一屆的評選中，他的一篇輔導報告獲得哲學一等獎，當時他是哲學評獎組的組長。在本屆評獎中，他獲得一等獎的是一篇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的講演詞”。
與評獎腐敗類似的是申報課題，爭立項目。陜西師大教授一丁說：就像一個女人還沒生小孩就申請營養費一樣，說我生的小孩將來智力可賽過楊振寧，然后叫評委打分，根據吹牛程度，發放不同數額的營養費，聽起來真是荒唐可笑，而我們每年申報選題和經費確實是有這種荒唐可笑的事。
■職稱亂象
職稱評價制度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專利。在中國大學里，職稱的高低更標志著一個大學教師的學術水準，同時也與該教師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關。
為了評上職稱，一些大學教師不擇手段地托人情、拉關系，甚至花錢雇人寫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學社科系有一位想評博導的教師，竟然拿別人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文章，換上自己的大名，復印多份，差一點弄假成真；更有的教師評職稱時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有一個教師把自己的一本專著中的所有章節都拿出來砍成若干篇當做論文一一發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這本書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論文。
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收集高校學者在評職稱過程中的典型案例，編一本《評職稱之百戰奇謀》或《評職稱之成功寶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絕不下于《葵花寶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種職稱中，最高的是教授，評上教授也就到頭了。目前中國大學教師的職稱一般都實行終身制，能上不能下，對一些學者來講當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于是中國高校學術界就出現了“講師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剽竊與抄襲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襲和剽竊近年來成為中國高校學術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戲稱為“學術蝗禍”，其泛濫之廣，已近法不責眾的地步。有學者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沒有羞恥感了。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教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小組會上指出：抄襲剽竊不治，學術將完。
有人根據媒體披露的高校抄襲和剽竊事件，總結了高校學術抄襲的幾種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觀點偷思想——隱性剽竊法”、“化名抄襲法”、“署名抄襲法”、“拼裝法”、“名編實抄法”、“搶先發表法”等等。
在學界以打假著稱的學者楊玉圣告訴記者，以前人們大都認為抄襲剽竊等問題在那些學術水平低的學校或年輕的學人身上才會發生，但從業已曝光的問題來看，包括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內的許多名牌學府和科研機構，都已出現過或潛伏著此類丑聞。
楊玉圣還說，剽竊抄襲的風氣已經嚴重腐蝕學術界，不僅是學術文化公害，更成了社會公害。這些行為不僅嚴重敗壞了學風文風，導致學術道德淪喪，貽誤人才培養，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學術界整體的學術聲譽，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 (《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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