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怎么過上雙休日的？
2013年05月02日
【核心提示】課題組認為多數人肯定會選擇“增加一天工資”，但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80%以上的人選擇了“增加一天休息”。
改變中國的“五天”
1995年3月6日，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科技參贊孔德涌和往常一樣，翻看著當天的中國報紙。
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一條不足400字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這篇題為《大陸將逐步實現每周五天工作制》的報道提到，中國勞動部的官員透露，目前大陸將繼續縮短工時至五天，但具體實施日期未定。
數日后的3月25日，他從《人民日報》和《中國日報》上讀到，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發國務院令，從當年5月1日起，中國正式實施五天工作制。
“當年燒開的一壺水，如今終于可以拿出來沏茶了!”孔德涌心中感慨。多年后，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自己保存至今的這三篇文章的剪報。
來聯合國前，孔德涌曾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簡稱國家科委，1998年后改為科技部)下屬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燒這壺水，這個研究中心正是始作俑者。他的前任胡平點了第一把火，他接任后添了第二把火。
巧合的是，也正是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所在的大樓里，1979年，來這里出席國際會議的胡平最早萌生了在中國實施五天工作制的想法。
聯合國為什么周五下午不開會
1979年1月，聯合國召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會議籌備會，各成員國政府均派代表團參加，并提交國家報告。中國報告的起草人、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胡平，作為代表團顧問，來到了紐約。
胡平每天馬不停蹄地參加會議。但星期五整個下午，卻無會議安排，他覺得非常奇怪。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告訴他，聯合國實行雙休制，周六、周日休息，周五下午一般不安排會議，不提供會場和同聲傳譯服務。
這對于胡平來說，是聞所未聞的。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勞動時間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唯一相關的是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規定，干部職工的工作時間為每天8小時至10小時。至于每周工作多少天，并沒有涉及。每周工作六天，成為沿襲多年的慣例。
胡平回到代表團駐地，從落地玻璃窗往下看，一片燈紅酒綠，汽車一輛接一輛開過。他所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處于垂死階 段，可他眼前卻是欣欣向榮的景象。“而且他們只工作五天，其他時間可以爬山、游泳，好好休息。為什么這樣的國家能給人這種關懷?”30多年后，83歲的他 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
頻繁出國參會這幾年，他總是十分留心其他國家的工時制度，常假裝不經意地向人打探：“你們周末打算做什么?”他漸漸發現，五天工作制是時代潮流。
1985年，胡平調任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他開始想在中國推動五天工作制，但覺得自己人微言輕，很難推得動。
1986年初，在參加國家科委委務會的時候，他私下向時任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提出，國外好多國家都搞五天工作制，中心想做一個課題，研究在中國縮短工時的可能性。
宋健問他：這樣做有何好處?胡平答道：好處可多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節約資源和能源，讓大家有更多自由支配時間加強學習，操持家務等。宋健聽后，要求他在委務會議上專門匯報一次。
兩天后，胡平在國家科委委務會上做了詳細匯報。時任科委副主任朱麗蘭稱贊他們思路開闊，勇于研究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最后宋健表態，支持他們搞這個研究課題。
80%選擇多一天休息
1986年5月，“縮短工時課題組”成立。
課題組由研究中心副主任畢大川負責，社會發展研究室主任楊果牽頭，又從其他研究室抽調了搞系統分析、統計和熟悉外語的研究人員，按系統工程的方法，組成了10人左右的研究團隊。
外語專業人員負責國外的調研。楊果負責蘇聯、東歐國家資料調研，董桂蘭負責英語國家資料調研。董桂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課題組首先了解哪些 國家實行了五天工作制，然后選擇其中有代表性的，通過國家科委國際科技合作司，跟駐該國的中國使館科技參贊聯系，請他們幫忙做調研。
調研發現，有的國家情況比較復雜，實現五天工作制歷經了多年，工人一直為此斗爭;有的國家情況相對簡單，實施過程比較順利。
其中，蘇聯從1967年開始，全國推行一周五天工作制。當年蘇聯對70個企業的調查數據顯示，從六天工作制轉為五天工作制之后，勞動生產率提高了8%。
課題組還搜集了國際勞工組織對勞工工作時間的統計材料，逐一分析。最終，完成了關于國外資料調研分析的數份論文。
其他研究人員則在國內進行廣泛調研。后來擔任了研究中心總工程師的吳志純，全程參與了這項研究，至今還保存著最終成型的研究報告。
吳志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運用了“小核心大網絡”的研究方法。在課題組這個小核心之外，在全國圈定了幾個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長春等，在當地委托大學或研究機構做調研，涉及299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223個商業企業。
調查以案例調研和抽樣調查兩種方法為主。對于案例單位，除了訪談、座談，有的還進行實地調查，派人觀察記錄：上班遲到、早退的人有多少，分別是多久;有多少人請病假、事假;在崗時，又有多少人看報紙、織毛衣、溜出去買菜接孩子……
抽樣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大部分單位的有效工時只占制度工時的40%到60%。也就是說，一周六天48小時，有效工作時間不到30小時。
課題組針對不同對象設計了多種調查問卷，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加工資，但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選擇哪一個?
在當時的經濟狀況下，課題組認為多數人肯定會選擇“增加一天工資”，但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80%以上的人選擇了“增加一天休息”。
“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內需”
1987年年底，在21份分項報告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總體報告。
但是，課題組重要成員、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卻覺得，要說服決策者，報告需要一個更亮眼的點。
當時在中國青年經濟學會任常務理事的他，習慣于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看待問題。他認為，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點在于：縮短工時，客觀上能調整社會的勞動總投入，增加人們的閑暇時間，直接刺激消費。說白了，這是一種“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內需的行政手段”。
“這是中國較早地運用宏觀需求這種市場經濟管理手段，此前都是在計劃體制的習慣思維下，在供給手段上下工夫。”多年后，武欣如此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此事的經濟學含義。
最終，這份題為《關于在我國逐步實行五天工作制的政策建議》的總體報告，開宗明義這樣寫道：
我國正處于改革和開放的重要時期，面臨著從中央指令性計劃的產品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過渡……這一令人鼓舞的擺脫貧困進入小康的時期也是一個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相互交融的艱難時期，我們不得不考慮包括縮短工時在內的盡可能多的有效的調控手段來解決多方面的問題。
在前期調研中，為了測算周末變成兩天后社會服務業的承受力，課題組廣泛調查了商場、電影院、書店、游樂場等服務場所和設施。據此，報告得出結論：縮短工時將帶來第三產業發展、公共服務設施增加等有利影響。
報告在結論部分寫道：目前我國已具備逐步推行五天工作制的條件。建議有關部門立即著手研究縮短工時的具體政策和措施，力爭在2000年以前在全國實行五天工作制。
內部悄悄試點
1988年，課題結項。
胡平將報告交給了國家科委主任宋健。但等了幾周，一直沒有得到答復。他有點著急，但又不好意思去問。
在一次委務會上，他找到了宋健，問他有沒有看報告，中央有什么反應沒有。宋健笑了笑，說胡平太心急。“總書記看了，他對報告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基 本同意。但是他認為，這是關乎全局性的大事，要改革工時，涉及問題很多，還需要細議，充分準備，不是那么客易的。你們就好比燒開了一壺水，這壺水早晚是要 喝的。但究竟什么時候用來沏茶，要等合適的時機。”
受此鼓勵，胡平膽子大了起來，立刻寫了一個報告給科委，提出先在研究中心試點五天工作制，以觀察實際效果。
報告交給了科委主任宋健和兩位副主任。宋健在報告上畫了一個圈，并無其余批示。對此，胡平理解為默認，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分管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蔣明寬看了報告后也畫了個圈，認為他們很有膽略，此事可以實施。
另一名副主任卻未做任何批示，直接將報告退了回來，他給胡平打電話說：“現在我們的問題在于工作效率很低，連七天都不夠，你還要來五天。按照你們的意見實行的話，經濟要大幅度下降，這對國家是多大損失?”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研究中心決定不做宣傳，也不外泄，內部實行五天工作制。周六每個研究室留一人，輪流值班。
定了規章，研究中心當真開始實施五天工作制。每到周六，胡平都戰戰兢兢呆在家中，不敢出門，生怕有大事發生，被科委找回辦公室。但數月來，一直沒有人在周六打電話找過他，或對這個試點提出非議。
最后，研究中心放開膽子，正式實施了五天工作制。
1990年，胡平退休，孔德涌接任。孔德涌上任后，在調閱材料時，這些報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孔德涌調到中心之前，是國家科委政策局的總工程師，每年負責召開專家委員會會議審批軟科學研究項目。五天工作制課題立項時，就是他親自主持通過的。
得知這一項目的研究成果一直被擱置，他立刻讓武欣負責聯絡相關部門。因為科委只是一個研究性的機構，只有主管行政部門才有權制定政策，成果提供給這些部門才能發揮作用。
武欣先和全國總工會聯絡，希望他們能為工人的利益發聲。但中國的工會和雇主組織尚未發育，無法通過工會聯合會和雇主聯合會的談判機制解決問題， 工會難以發揮這一作用。而勞動部是國務院工時、休假等勞動政策的主管部門。因此，在國家科委打包塵封了兩年多的材料，最后都轉交到了勞動部。
后來，武欣調離國家科委，沒有再關注過此事。
而在科委之外，1988年前后媒體對此事的報道熱潮也已轉冷。1989年之后，更是無人問津。
步子不要邁得太大
直到1992年上半年。這年初，鄧小平南巡，發表南方談話。
這年上半年，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監察局(簡稱職安局)職業衛生監察處接到了局領導布置下來的任務，要求他們馬上啟動一項調查研究，對縮短工時的可行性和實施方案拿出具體意見，供局、部領導審議，再報國務院決策。
“當時局領導怎么跟處長說的任務來源記不清了，但我記得好像是中央主要領導有此想法和意圖。”當時在該處任副處長的陳百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陳百年認為國家科委的研究報告，對他們前期開展工作是有幫助的，但因為已過了幾年，不少工作都要重新進行。
勞動部商請外交部支持，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等，最終收集到了136個國家的工時情況，從中可看出，世界主要國家實行的都是一周40小時的工時制。
在此基礎上，職安局按照“縮減一天工時”和“縮減半天工時”兩種方案，召開各類座談會、研討會和工時工作會議，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逐漸形成了共識：一步到位，直接由六天工作制縮減為五天工作制。
分管副局長帶著陳百年去向部長作階段性工作匯報。巧的是，部長正是當年對五天工作制持保留意見的那位科委副主任，他調任勞動部部長后，對此事依 然持謹慎態度，認為一下子從48小時減為40小時，步子邁得太大，不適合當時的經濟和生產狀況，明確要求按44小時的方案往下進行工作。
但是，這一方案面臨著很大的可操作性問題。因為對需要連續化生產的一些特殊行業來說，半天的工時實在太難安排了。
既然每周五天半不便于安排，是否可以安排為隔周五天?步子既不大，也能滿足平均每周44小時的要求。這個變通方案得到了各方面一致贊同。最終，勞動部按照這一方案正式上報國務院，并代為草擬了《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
1994年2月3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發了第146號國務院令，規定：為了合理安排職工的工作和休息時間，維護職工的休息權利，調動職工的 積極性，國家實施職工每日工作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44小時的工時制度。自3月1日起實施，當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為休息日，第二周星期日為休息日，依 次循環。
時隔20多年，當時還是電視臺一個年輕編導的黃荃還清晰地記得乍聽這一消息后，那種“喜從天降”的感覺。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候他們部門形成了“大周末大聚餐，小周末小聚餐”的慣例。但她總是擔心，這種有些奇怪的制度，好景不會太長。
緩解工人下崗問題
周44小時工作制實施之后，勞動部進行了跟蹤調查。
調查的結果是，機關、事業單位落實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線生產崗位落實情況最差。陳百年所在的部門常接到職工的電話，反映本單位不落實新工時制度，“有意見領導就威脅下崗”。
新工時制的實施，正逢國企改革的逐漸展開。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定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4年，下崗工人人群日益增大。
此時，勞動部已換了新一任部長，陳百年所在的職安局也換了新任局長閃淳昌。1994年底、1995年初時，閃淳昌傳達了部長的指示，要求他們再次著手研究，制定進一步縮短工時的方案。
“部領導的指示，是根據國務院領導的意思做出的，即如果將每周44小時工時進一步縮短到40小時，可以增加就業崗位，緩解部分工人下崗的問題。”陳百年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
進一步縮短工時的關鍵，在于維護好生產一線職工的權益，解決特殊崗位職工的問題。“反對意見恰恰來自最需要勞逸結合的行業。”陳百年感嘆。如建筑業工人，多是農民工，出來打工就是想多賺錢，休息就是浪費時間。
在閃淳昌的主持下，針對特殊行業，制定了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同時規定，凡實行此種工時的行業或單位，必須報勞動部批 準實施。審批的原則是，必須符合1995年1月1日剛剛施行的《勞動法》的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 時的工時制度。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勞動部將縮短工時的報告再次上呈國務院，獲得批準。1995年的3月25日，李鵬簽發了國務院令，宣布自當年5月1日起，全國實行5天工作制。
之后大半年，陳百年忙于審批綜合計算工時的申請報告。局里對五天工作制實施情況進行了調研，局長閃淳昌親自起草了給國務院的新工時實施情況報告，報告反映，約90%的單位都已經實施了新的工時制度。1996年底，陳百年調任法規標準處處長，沒有再關注新工時執行情況。
多年后，早已離開體制、成為自由學者的武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目前五天工作制的實際效果并不讓他滿意。不少單位仍然加班加點，并無加班費一說，一周真正工作40小時的并不多。
1990年，在他離開國家科委之前，他曾提出，周工作時間還有繼續縮短的潛力，最終可減為四天。但因項目完結、整體移交以及人事變動等，這個想法始終沒再付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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