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稅收等多未用于改善民生
2013年05月03日
每個人都希望有更好的福利
近期，關于福利制度的討論很多，有些人認為我國民眾在交納較高稅收之后，應該獲得政府提供的高福利。而一些人則認為，高福利的代價一般是高稅收，同時政府要進行大規模的再分配，因此，一方面福利制度會破壞市場與政府應有的分工，另一方面也導致許多人士依賴福利，影響社會的進步，最終民眾的幸福感也不見得會提高。
其實，這些爭論沒有實踐及理論上的意義。從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來看，隨著經濟發展，民眾都要求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而這些福利也不是都以高稅收為其實現前提的。而且，就連中國人的勞動者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多年來持續下降。這一指標說明，民眾沒有實際享受到經濟增長的紅利。而論及社會福利，我國不僅供給力度不足，還存在分配不公。不論是官方文件還是民間的各種調查均表明，教育、醫療和公共房屋等方面的供給，也有不少改善的空間。
關于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的爭論是跨國性的。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民眾完全滿意該國的福利制度。不過，人們逐步達成了一些共識。即使再保守的經濟體，現在也越來越強調政府的再分配責任而不是家庭的責任。而政府提供福利也越來越轉向“政府買單”、“社會提供”等福利供給方式。
學者們關于福利制度的劃分，最經典的是剩余型和制度型。前者強調福利應由家庭來承擔，政府只承擔剩余的福利供給。在這里，市場的作用受到充分的重視，只有在市場失靈等情形下，政府才可以提供有限度的福利供給。這種福利制度的弊端眾所周知，一是戶均人口下降，老年人無法僅僅依賴家庭的福利供給。如果政府不作為，無家可歸、無穩定收入的老年人只能挨餓等死。二是代際貧困等問題比較突出，這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正義觀。通常來說，貧困家庭的子女較少獲得學校之外的各種“雜糧”，而現代的教育研究表明，正是這種額外的課外學習，常常決定了兒童此后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這種起點的不公，市場往往難以矯正。若任其發展，社會分化就可能對政權的穩定構成威脅。
因此，“制度型”社會福利國家，相當重視政府的再分配責任，國家對個人的福利負有法律和道義上的責任。政府會通過一系列的法律來保護民眾的生存權。如果有一群孩子在冬天因為家庭、學校等各方面的原因而凍死，被批評的對象首先應是政府。
政府與百姓一樣，也會自私自利，過去和現在都有一些政府試圖維持剩余型社會福利。比如政府制造輿論說，給低收入者提供的安全網會養懶人、破壞社會上進的風氣。有意思的是，在福利制度方面被視為冥頑不化的許多東亞經濟體近年來都改善其福利制度。比如在新加坡，大多數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韓國政府也給民眾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
發達國家大多提供較好的社會福利。現在最受認同的研究是由艾斯平-安德森教授做出的。他將這些福利制度劃分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類型。“自由主義”福利體制的代表是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在這些國家，大多數情況下，經濟收入較低、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人可以得到社會救助，而人人有份的社會福利相對較少。但政府還是承擔著越來越重的再分配功能。在美國，人們關心的話題之一是，窮人會否在社區中被邊緣化？德國、法國等歐陸國家，則采用保守主義福利體制。這套體系是以社保繳費等作為福利的核心。與此同時，從來沒有工作的人們的利益也會得到關照。而瑞典等北歐國家采取的是“社會民主主義”福利模式。在此福利模式中，只要是本國公民或者長期居住此地的居民都有權利向政府要求社會福利，而經濟能力和身體健康狀況，并不是能否拿到福利的標準。
關于福利的爭論，我國的討論目前還集中于市場與政府角色的平衡、福利是否養懶人的問題、福利超越等議題。而一些發達國家的爭論卻顯得更微觀、具體。比如歐盟的討論是，政府幫助創造的一些就業機會是否質量不高，會不會導致新的社會不公？當前的福利制度能否解決社會排斥和一些窮人被邊緣化的問題？一些對家庭的學童補貼是否會對一些成績差的窮學生有所幫助？
從現在的許多研究來看，我國的福利供給還處于較低水平，政府目前的稅收、債務等方面，也大多數不是用于改善民眾的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醫療和公共房屋等)，因此，福利超越、高稅收和政府過度介入等，均與當前福利制度設計的討論并沒有太大的關聯。當務之急在于實現勞動者報酬的提升計劃，給民眾特別是農村居民提供有質量、可負擔的教育、醫療和公共住房等服務。而為了解決政府的供給效率和腐敗問題，政府應該考慮財政買單、社會供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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