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紅十字會成立110周年，又逢換帥之際，正適合撫今追昔，懷著莫忘初心之念，講講以前的故事。
西風東漸“中立”理念的沖擊
清末與西方諸強的屢戰屢敗，讓國人終于放下了大天朝的“優越感”，從政治、科技到文化全方位向西方學習。各種西學在當時的辦報熱潮中大行其道，人道、博愛等慈善理念也頻頻見諸報端，1889年以后尤多。而“線下”則是由大量傳教士在各地傳播。這些理念，使中國的傳統慈善逐漸添加了近代慈善公益活動的特征。
與此相對應的，是西醫的逐漸興起并成為公認的優于中醫的醫療技術，紅十字文化也伴隨西方先進醫療技術而輸入，這也為之后紅十字組織的扎根提供了有利契機。
但紅十字會的登陸，并不只是依靠理念傳播，或者中國儒釋道傳統文化中的慈善共同性，而是有一條可依賴的具體實施路徑，其基礎就是晚清時期發展迅速的義賑組織。也正因如此，江蘇、天津等有一定傳統慈善基礎的東部地區，也是紅十字組織最初本土化的地區。
紅十字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最早時間被學界確定在1874年，也就是在1863年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成立于日內瓦十年之后。19世紀80年代，一位西方醫生在臺灣醫院專門培養紅十字醫療救護人員的行動，引起了《申報》的關注。
給國人最大的刺激來自中日甲午海戰，1894至1895年間，《申報》刊登了70多篇與紅十字醫院有關的文章，并倡導中國應該效仿，其中不乏孫中山、孫淦等人的大力宣揚，這是一次紅十字運動知識的普及和推廣。而當時趕赴甲午戰場的日本紅十字組織，不僅治療受傷日軍，“華軍之中彈而仆者，亦不分畛域，一體留醫”。這讓許多有識之士既感到震驚，也感到羞辱。
此后，不少紳商有意將傳統的善會向紅十字理念靠攏，創辦施醫局等組織，也有清政府官員建議將善堂改造為紅十字組織，移花接木。
與清政府和國民政府的關系
經過了前期傳播，中國紅十字會最終在1904年誕生于日俄戰爭期間。沈敦和等最初發起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進行戰爭救援，但無法取得日俄交戰雙方認可。沈敦和無奈地說道：“紅十字會之設始于瑞士，遍于環球。獨吾國向不入會。以不入會之國而欲設紅十字會，外人必不承認。不承認，則不允入戰地以救民。事亟矣!”
于是，沈敦和發動周圍人士在各國在華代表中游說，希望共同成立一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1904年3月10日，這個想法成為現實，中英美法德五國董事在上海英租界宣告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成立。
“中西合辦”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45名董事中，西董人士35人、華董10人。當時清政府鑒于在日俄戰爭中宣布“局外中立”，不便參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發起，但也在幕后密切關注，并在其成立后公開支持，撥了十萬兩白銀。且一方面派出使英國的大臣到瑞士國際紅會補辦加入手續，另一方面向全國發布撥助捐款的電文。
1906年底，日俄戰爭全部賑濟工作結束，五國合辦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雖然名義還在，但基本上停止運作。這一年的7月21日，時任商約大臣的呂海寰和盛宣懷聯銜上奏，“以結萬國紅十字會之全局，始以鞏中國紅十字會之初基”。也就是說，在萬國紅十字會完成使命后，應該考慮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自己永久的紅十字會了。
1910年2月，清政府任命盛宣懷成為政府任命的中國紅十字會首任會長。爾后，正式將中國紅十字會中的“中國”替換為“大清”。這兩字之差，卻是紅十字會由民辦變為官辦之意。1911年，盛宣懷因“鐵路風潮”被革職，外務部尚書呂海寰成為政府任命的第二任會長。
但紅十字會本應是中立性民間社會團體，強加的官辦色彩讓沈敦和等創辦者們心生不滿，又趕上辛亥革命爆發，沈敦和便撇開“大清紅十字會”，另組建“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出現內部的京滬對立。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通過第一次會員大會的京滬談判，幾番爭執之后，兩地紅十字會重新統一。呂海寰任會長，常駐北京總會，沈敦和任副會長，仍駐上海，沈敦和還在上海設置了常議會，對紅十字會的資產進行實質性管理，與北京貌合神離。1919年，北京政府放棄忍耐，直接任命蔡廷干取代沈敦和，并在呂海寰辭職后任命汪大燮接人總會會長。中國紅十字會一步步失去獨立地位。
1933年，國民政府頒布管理條例。1934年，紅十字會根據國民政府法令徹底改組，每年給予補助，常議會不復存在，變為理事監事會。1943年，紅十字會改隸軍管。抗戰勝利后，歸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戰爭救援和癘疫救助
紅十字運動起源于戰爭的傷兵救護，在中國發起也源于此。日俄戰爭爆發，各地捐款響應十分迅速。國內第一個紅十字分會在牛莊(營口)成立，隨后，各地紛紛成立分會。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及其分會，救助日俄戰禍，歷時三年，救助、安置總人數達到46.7萬人。
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紅十字會在各省區和香港建分會50余處，全力救助，后來還出了本書，叫《紅十字會戰地寫真》。
1916年到1928年的軍閥戰爭和北伐戰爭期間，護法戰爭、粵桂戰爭、直奉戰爭、淞滬之戰，各大小戰場，中國紅十字會或設置收容所救助難民，或建臨時醫院救治傷兵，或用救護船掩護難民撤離，同時發起號召捐款捐物。在戰事頻發的年代，穿梭在各地的紅十字用力所能及之力，減少難民的痛苦。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中國紅十字總會、上海各分會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紅十字救援行動，成為之后淞滬會戰、南京大屠殺及整個抗戰時期紅十字救援的預演。
戰事間隙，救病扶傷也是紅十字會的日常工作。1908年，上海疫病流行，紅十字會在上海天津路設立臨時時疫醫院，并在《申報》刊登廣告，在同濟德文醫學堂招考醫學生，畢業后擔任紅十字會醫生，第一期學員招收了12人。第二年，沈敦和等人用救助日俄戰災的余款，在徐家匯買地修建了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今華山醫院)，設備之先進在當時稱為上海之首。后來又在總醫院旁邊建了醫學堂，招收學生。
1910年12月，中國紅十字會在上海天津路開設分醫院，醫院“診病給藥，只收號金(掛號費)。病較重者留院療治，酌量收費，貧者則免，只收膳費，極貧者膳費亦免”。此后的各地水災、旱災、鼠疫等等，中國紅十字會均派醫生和醫學院學生前往救助。
在剛成立兩年后，中國紅十字會就有了對外捐贈。1906年4月18日，美國舊金山地震，傷亡慘重。中國紅會捐銀元20000元，“匯寄災區，從事撫恤”。國際援助也已經開始。1923年日本關西地震，中國紅十字會一隊共26人攜帶救助款和醫療器具前往救援。
紅十字會的本土化
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慈善組織，為中國紅十字會的創立提供了直接的人員、制度、經驗等基礎條件，而當時積極為西方在華紅十字會醫院募集善款的仁濟善堂和絲業會館籌賑公所，更是直接發揮了支持作用。
為了便于民眾理解，報章上為在紅十字會醫院等做募捐宣傳時，也稱之為“善會”，把國外的慈善人士叫做“西方善士”。另有一個小插曲，中國紅十字會剛成立前后，仍有報紙將其寫作“紅十字架會”。
紅十字會不僅與傳統慈善組織有所銜接，跟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了融合，可謂入鄉隨俗。國人在做慈善時講究善因善果、好生之德。1913年，中國紅十字會開始發行“寶塔捐”(類似福利彩票)，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之法，還制作了真金寶塔、紅十字真金表、觀音像等贈品。同時為了動員社會的廣泛參與，中國紅十字會組織了“募賑宣傳隊”，宣傳鼓動，并且分送寶塔捐號“寶號”。當時的黎元洪副總統特捐第一號“寶塔捐”1000元，以資倡導。許多政界、商界名流都曾因捐贈而登上《申報》。
(參考《紅十字：文化傳播、危機管理與能力建設》《中國紅十字運動區域研究》等)
■ 公益時報記者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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