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魯古雅”為鄂溫克語，意為“楊樹茂盛的地方”。17世紀中葉，馴鹿鄂溫克人從貝加爾湖流域的勒拿河一帶，游獵遷徙到額爾古納河流域，在大興安嶺密林中靠狩獵和飼養馴鹿為生。生活在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的馴鹿鄂溫克人是從原始社會末期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特殊的少數民族群體，歷史上被稱為“使鹿部落”，是“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也是我國境內迄今唯一飼養馴鹿和保存“馴鹿文化”的民族。隨著現代文明的加速推進，馴鹿鄂溫克人的人口數量及其生存的“文化環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本民族文化的正常延續與發展受到現代文明的強大沖擊?，F今，最后一代純正血統的馴鹿鄂溫克人僅有30余人，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馴鹿只剩600余頭，極少一部分馴鹿鄂溫克人仍然保留著較為原始、自然的生產生活方式，他們是泛北極圈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攝影專業的青年攝影師王偉將鏡頭聚焦于深居大興安嶺密林中的馴鹿鄂溫克族，歷時近三年拍攝記錄了中國最后的馴鹿部落。
安塔布，生于1944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項目自述
“鄂溫克族是我國北方人口較少的民族之一。在歷史上曾被稱為‘索倫’、‘通古斯’、‘使鹿部’等，1958年根據民族意愿，被稱為‘鄂溫克族’”。由于生產實踐方式的差異，鄂溫克族又被分為農業鄂溫克人、牧業鄂溫克人和馴鹿鄂溫克人。馴鹿鄂溫克人，史稱“使鹿部”或“雅庫特”，是指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所轄根河市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的鄂溫克獵民。
“據史料記載，馴鹿鄂溫克人的祖先在公元前2000年就居住在外貝加爾湖和貝加爾湖東北部尼布楚河上游的溫多山林苔原高地，到了十八世紀，這部分馴鹿鄂溫克人又順著石勒喀河來到了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大興安嶺”。大興安嶺地處我國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這里的冬季漫長而寒冷，最低氣溫可達零下50攝氏度以下，這里山高林密、自然資源豐富……在這樣極其特殊的自然環境下，馴鹿鄂溫克人依靠牧養馴鹿和傳統狩獵業過著自給自足的山林生活，吃獸肉、穿獸皮，在密林中住著傳統的“撮羅子”，形成他們獨有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
布東霞，生于1976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然而，隨著現代文明的滲透，擁有著獨特民族文化的馴鹿鄂溫克人正面臨無情的挑戰。馴鹿鄂溫克部落最后一位老酋長——瑪力亞·索老人曾說過，“大興安嶺的山林中只要有部落的老者和馴鹿在，就會有古老的馴鹿文明存在。”如今，年輕一代的馴鹿鄂溫克人更多的選擇了山下的現代生活方式，他們已經逐漸遺忘了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千百年傳承下來的馴鹿文化、狩獵文化、樺樹皮文化和薩滿文化正逐步走向消亡。
影像不僅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還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達蓋爾發明攝影之前，這些消失的文化只能用文字或繪畫來記錄，很難復原過去的文化現象。當前，通過影像和多種現代媒介形式記錄馴鹿鄂溫克人獨有的文化形態，是對我國少數民族及其瀕危文化的搶救性記錄，在少數民族文化傳承、保護、傳播等諸多領域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大瑪尼，生于1950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1、在拍攝前，你對馴鹿鄂溫克人有哪些了解呢?為什么對這樣一個選題感興趣?
王偉：2013年，我作為媒體人受邀前往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進行采訪拍攝，馴鹿鄂溫克人生產生活中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獨特的文化氣息讓我為之動容，而許多年輕一代的馴鹿鄂溫克人選擇了山下的現代生活。職業的敏感性讓我意識到這是一種瀕危的文化形態，便萌生了利用影像媒介為后人留下這份珍貴文化遺產的想法，這也揭開了“敖魯古雅影像之旅”的序幕。此后的幾年中，我先后九次深入“馴鹿部落”進行考察調研。借鑒影像人類學中的田野考察法，在不同季節深入馴鹿鄂溫克人居住地，將自己融入到他們的生活中。在真實記錄的基礎上，融入我對馴鹿鄂溫克人的理解，通過藝術攝影與紀實攝影的鏡頭語言，為僅存的 30 余位純正血統馴鹿鄂溫克人創作時代肖像。2018年，該影像創作項目獲得了國家藝術基金的立項資助，加快了項目的推進。
柳霞，生于1963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2、在你拍攝時，有哪些讓你很難忘的瞬間?
王偉：在為馴鹿鄂溫克人拍攝人物肖像時，部落中最后一位老酋長的兒子何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常常為我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空閑時他便拿起隨身攜帶的口琴為我們吹奏一曲曲動人的旋律。曾經，獵槍和口琴是何協的兩個寶貝，放下獵槍后，口琴就再也沒有離開他的身邊。我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但從他的口琴聲中清晰地感受出他的無奈與憂愁，好像是在為像他父親一樣的馴鹿鄂溫克人在哼鳴——那些為了馴鹿的生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輩們，很難忘也很感動。
3、為什么選用大畫幅相機和黑白膠片拍攝?而且選擇古典濕版攝影術進行最終呈現?
王偉：在民族肖像部分的拍攝中，采用的是大畫幅相機(4×5 英寸)和黑白膠片這一傳統的攝影方式進行創作。大畫幅相機的特性在于無可比擬的視覺震撼力，尤其在展現人物肖像方面，人物面部的皮膚紋理、表情細節都能清晰地展現出來，給照片前的觀眾帶來一種逼人深思的力量。在近兩年的考察和相處中，我已經與被拍攝的馴鹿鄂溫克族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系，所以，你看，即使笨重的大畫幅相機擺在他們面前，他們的狀態還是很放松的。
選擇古典濕版攝影術，其實是受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啟發，他曾在《攝影小史》談到早期相片時說，“這些相片雖然樸實單純，與晚近的相片比起來能夠產生更深刻更持久的影響力，曝光過程使得被攝者并非活‘出’了留影的瞬間之外，而是活‘入’了其中，在長時間的曝光過程里，他們仿佛進到影像里頭定居了;這些老照片與快拍照的暫留掠影形成了絕對的對比……早期的相片，一切都是為了流傳久遠，這也正是濕版攝影術的魅力所在。”簡單來說就是，古典濕板攝影術由于感光材料的不確定性和成像的緩慢過程，使得作品中的人物肖像具有了獨特的美感和歷史的厚重感。正如馴鹿鄂溫克人彌足珍貴的民族面孔，獨特、稀有、歷史感。同時，我也想以這種古典的攝影方式向歷史致敬，為馴鹿鄂溫克人留下時代肖像。
瑪妮，生于1952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4、拍攝過程用時多久?這當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王偉：創作項目從實際拍攝到后期制作歷時近三年，行程20000余公里，拍攝大畫幅黑白膠片近千張、數碼照片一萬余張。
馴鹿鄂溫克這一特殊的少數民族群體近年來受到了世界學者和媒體的關注，以至于他們的生活受到極大影響，相對于過多的“曝光”，馴鹿鄂溫克人更渴望生活不被打擾，所以拍攝中的溝通成本很大。這是我在第一階段的考察調研中發現的問題，所以從那時起我就非常注重跟當地族人的溝通，哪怕幾天都不開機，直到等到對方打開心扉，接納我，才開始創作。在這里，也要特別的感謝當地很多朋友的支持，從語言翻譯到帶路探尋，這個項目能進行下去是太多人辛苦付出的結果。當然，我也很幸運，通過自己的真誠行動給部族老人們留下了較好的印象，為后期拍攝的順利進行奠定了基礎。此外，馴鹿鄂溫克人居住的“獵民點”大多位于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腹地，這里路況極差且無通訊信號，客觀上也為拍攝增加了一定難度。
索彬，生于1981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5、你想通過攝影傳遞出哪些信息?
王偉：在早期紀錄馴鹿鄂溫克人的影像中，我們可以看到馴鹿鄂溫克人狩獵使用的獵槍、野鹿哨和樺樹皮船，盡管它們都已塵封在歷史中。但透過影像來了解民族文化，直觀、準確又具體，能為后人提供非常好的歷史記載和學術研究資料。馴鹿鄂溫克人在千百年來的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狩獵文化、熊文化和薩滿教文化等極具獨特性，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彌足珍貴的民族文化形態已成為瀕危文化并逐漸走向消亡。該影像作品的創作希望是對瀕危少數民族文化的搶救性記錄和保護，能為今后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維佳，生于1965年，攝于內蒙古大興安嶺
6、拍攝完之后，你對馴鹿鄂溫克人形成了怎樣的理解和印象?
王偉：1949 年新中國成立后，馴鹿鄂溫克人受到黨和國家的極大關懷，生活狀況得到極大改觀，逐漸開始了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由于大興安嶺的森林資源在半個多世紀以來遭受了過度的破壞，加之 1989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頒布，馴鹿鄂溫克人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狩獵生產活動被限制。2003年，馴鹿鄂溫克人開始了生態移民，徹底放下了獵槍，這對他們來說是艱難的改變。由于馴鹿的生存對水質和食物有著極其特殊的要求——需要食用原始森林深處的苔蘚和無污染的水源，加之馴鹿鄂溫克人對山下現代生活的不適應，直到今天仍有少數馴鹿鄂溫克人跟隨著部落里的老酋長瑪力亞·索留在了山上，選擇了原始的游牧生活。有時，他們還要面臨盜獵者的威脅，有些馴鹿鄂溫克人因為常年飲酒，身體狀況也不太好，甚至還有因為醉酒被嚴寒、河水帶走了寶貴生命的個例。
王偉攝影作品
近半個世紀以來，馴鹿鄂溫克人及其傳統文化一直以驚人的速度在消亡。在強大的現代文明面前，馴鹿鄂溫克人只能選擇順應歷史進程，在與他們的相處中，我能深切地體會到他們的矛盾，既有年輕的后人對現代、未來的擁抱向往又有年長者古老血液中對本民族文化的堅守。所以，正像很多學者一樣，我也希望，除了影像，還能找到、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方法來保護我們多彩絢麗的民族文化，保護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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