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7成失地女性就業意愿強烈
來源：今日早報 發布時間：2013-12-17
制圖 黃昕
談及征地拆遷女，不少人心生羨慕：“不用工作，搓搓麻將，靠著房子出租就能過小康。”
這么輕松“賺錢”，誰還愿意工作？
可事實，并非如此。“72%的人有非常強烈的就業意愿。她們內心，是愿意工作的。”《江干區城郊失地婦女自我發展研究》報告顯示。
今年5月，杭州市江干區婦聯與浙江理工大學心理系進行聯合調查。問卷調查了600名杭州江干失地婦女，并深度訪談其中數十人。調查歷時半年，最終形成一份長達86頁的報告。
“可以說，這是中國頭一份關注失地婦女發展狀況的調查。”帶領學生一起完成這份調查的浙江理工大學心理系教授侯公林表示。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將她們“絆”在麻將桌上？“政府給他們征地補償，卻沒有給他們在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侯公林直言。
現象
失地農民多了，麻將聲也多了
德勝路東段、長途客運中心、四季青服裝交易中心等不少杭州重點工程，都集中在杭州江干區。這意味著，有地拆遷，有農民失地；更意味著，農村身份褪去，換上城市戶口。
僅2008、2009兩年，江干區的拆遷面積就達577.18萬平方米，涉及11394戶。
可在拿到城市身份的同時，杭州市江干區婦聯主席朱紅卻發現，搓麻將的“家庭婦女”卻在增多。麻將上癮，把家庭矛盾鬧到當地社區婦聯的不少。甚至，有的因麻將桌生緣，產生婚外戀。
其實，早在8年前，朱紅還在江干區一鎮上做婦聯工作時，就已發現失地帶來的問題。“土地征用，身份轉換為居民戶口。從生活上來說，她們比以前更富足了。可精神上，卻沒有了寄托。三五成群地終日搓麻將，影響下一代教育，更影響江干區今后的發展。”朱紅說。
她想通過調查，更真實地了解失地女性的想法，同時，“可以為政府的決策提供有說服力的數字和依據。”
“其實，這個現象，不僅在江干區，在全國都有。”浙江理工大學心理系教授侯公林說。“全國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應該關注失地婦女融入城市的生活狀況。女性的穩定，牽扯到一個家庭的穩定。女性，是一個家庭中最重要的角色。她的心理狀態會影響丈夫與孩子。”他認為。
調查
七成女性有強烈就業意愿
“城郊農村失地婦女自我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由6個維度構成，分別為生活環境、學習與休閑時間、家庭生活、就業狀況、政治權利和生活滿意度。
在600名受訪女性中，在家待業(25.3%)人數與企業工作(占28.5%)人數相當。可是，60.2%的人卻正值勞動旺年，集中在30～49歲。這個群體的文化程度度不高，51.5%的人學歷為高中及以下。
她們說，征地拆遷失地后，新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上，的確獲得很大提升。這也是29項選擇中，大家最為滿意的。但對于家庭生活，她們卻不滿意。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72%的人有非常強烈的就業意愿，但同時，不少人卻在搓著麻將過日子。“原先，我也以為，她們是懶，不愿去工作，寧愿在家里搓麻將。”侯公林坦言。但調查與訪談中，他發現，“其實，她們內心，是愿意去工作的。”
那為什么麻將桌又留住了她們？“土地失去的同時，原先的生存方式也隨之失去。政府給他們征地補償，卻沒有給他們在城市生活的生存技能。”侯公林直言。她們，頂著城市的身份，卻只有耕地的生活技能。這是阻礙她們城市化就業的最重要原因。
高中及以下的文化，在有“門檻”的城市中，如何又覓得一份合適的工作？“出去就業也只能做清潔工之類的層次較低工資又不高的職業。”在訪談中，一名杭州四季青街道的失地女性坦言。但在拿到城市身份，并得到不錯的補償后，面對這樣一份工作，“又會覺得太丟面子，不愿去做。”
有的人，則是從有工作到丟失工作。因為，拆遷后，新的居住地離原工作單位更遠而不得不辭職。
女性，“反倒退回過去，成為家庭主婦了。”如果長期脫離社會，“社會能力會下降。”這些，也給了她們心理壓力與焦慮。
其實，受影響的，還有孩子。失地女性空余時間增多的同時，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時間，卻沒有隨之增多。“她們自己文化也不高，根本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其實，在訪談中，不少人是渴望社區組織家庭教育培訓的。”侯公林透露。
時間，花在了家務上，還花在了麻將上。“這會傳遞一個負面信號：不用好好學習，今后只要靠房子出租就能很好生活。”他無奈地說。
訪談
丁橋鎮失地女性
自我發展最好
其實，杭州市江干區內有的街道(鎮)，已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開展培訓。比如，丁橋鎮。
調查結果顯示，丁橋鎮城郊農村失地婦女的自我發展，要好于其他三個地區。因為，丁橋鎮最先完成“拆遷”。
“到2013年6月份為止，丁橋鎮的失地婦女基本已搬進自家的新屋，開始新的生活。”調查報告顯示。
看看丁橋鎮一失地女性的自我創業路：
“失地前，我做了20多年的司機。失地后，周圍的人有了新發展，我也想謀求新發展，辭去了工作。
“離市區較遠，就業對于我們十分不方便。以前，丁橋鎮是有很多地的，現在，很多婦女就被閑置下來。
“后來，我想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進行創業。手工刺繡，我給這些婦女提供免費的材料進行刺繡。她們把成品送到我這里，我付相應的工資。我再把成品賣給商家，從中賺取差價。
“一開始，規模并不很大，后來，越做越大。社區十分支持我創業，有時會幫我組織人員。現在，我管著100多人。社區有計算機培訓，這對我十分有用。但有時，遇到管理問題時，不知道怎么解決，真的很缺乏相應的知識。希望，能多組織點管理方面的培訓。”
九堡鎮失地女性
“幸福感”最低
杭州江干區九堡鎮失地女性的“幸福感”，是最低的。為什么？“九堡還處于拆遷過渡期，拆遷不但給農村家庭帶來經濟與居住環境上的諸多不穩定之外，同時也給他們目前的生活造成諸多不便。”調查報告顯示。
比如，孩子上學距離變遠；比如，原有的社交圈被打破。更嚴重的是，由于搬離，不少農村失地女性還失了工作。
聽聽九堡鎮一失地女性的感觸：
“我們社區是2009年12月拆遷的，現在，我家還在外過渡。在外過渡，房子是自己租的，每月房租是4500元。
“雖然，每月每人有900元的過渡費(拆遷兩年半內過渡費是600元每人每月，超過期限后，是900元每人每月)，但相比以前，我家的經濟收入還是降低了。現在，每月房租付給別人，對我們來說，還是不小的負擔。
“拆遷前，我是有工作的，在企業做會計。現在，我閑置在家。因為，企業要搬到離我們現在租住地更遠的地方。雖然，我現在有空也會兼職做做會計，但是，大多時間還是在家照顧孩子，或者出去打打麻將。
“其實，再就業的意愿，一直都在。但是，現在處于過渡期，各種因素都相對不穩定，而且，找到的工作也總是高不成低不就。我也考慮過自主創業，但創業有許多困難，比如資金、技術，只能放棄。”
建議
“心理城市化”
亟待關注
其實，被調查的失地女性，多認為“土地征用是好事”。“改變生活模式，變為城市人，是她們盼望的。”侯公林解釋。
但同時，她們對于這個新身份，卻難以適應。“她們不知道新生活來了怎么辦，沒有人教會她們適應的能力。”
對此，杭州江干區婦聯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我們有組織就業培訓，家務生活培訓，各級都有開設婦女活動中心。”朱紅表示。之后，“我們打算針對失地婦女，做家庭教育方面的培訓。”
但是，僅靠婦聯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社區里也組織過好幾次培訓，但是我們文化程度不高，不像年輕人，不少培訓參加不了。”杭州江干區四季青街道的一名失地女性表示。她希望，能多組織專門針對失地女性的技能培訓。
“現在的管理還是粗放型的，政府部門沒有真正考慮到心理城市化的問題，而只看到物質城市化。”侯公林說。他認為，在征地前，政府部門就該預先進行針對性的培訓，給她們城市化的技能，而不是事后才去補救。
他建議，“政府部門加強對婦女就業能力的培訓，培訓內容應該具有現實可操作性。”比如，適合婦女承擔的來料加工、苗木培養、服務性行業等有一定技術的工作能力的培訓。
還可以就近組織一些相關的企業為她們提供工作崗位，讓她們走出家庭，到社會大環境中去鍛煉和發展自我。
另外，可以組織創業培訓。比如，如何在淘寶上開網店，或者幾人合作開辦合作社等。
“經常組織一些活動，通過志愿者進社區的活動，為她們講課和開展座談，甚至入戶談心，鼓勵她們建立起自信心，并用到新的環境中去就業。”（本報記者 高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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