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聽人員第一排，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方的？”9月4日上午，龍崗區法院小小的審判庭里坐滿了人。庭審未開始，法官便逐個詢問旁聽者的姓名與立場。
在奇怪的開場白下，所有人都伸出右手，指向了原告席。
循著人們的目光，可以看到一個穿著暗褐色短袖、身板單薄的女人，偶爾回應法官的問話，聲音低得聽不見。這一切讓她在嚴肅的法庭上顯得毫無存在感，雖然她身后有一支強大的“后援團”。
她叫蘇貴琴，是最早起訴社保部門的農民工之一。她在一家工廠里打了10年工，老板沒有給她交過一分錢的養老保險。社保部門告訴她：根據現行政策，只能補繳兩年之內的保險。
“憑什么只能補繳兩年？”蘇貴琴將社保局告上了法庭。
這支“后援團”來自深圳的各個工廠。與其說關注著蘇案，不如說他們關注著與養老保險補繳有關的一切。是否能成功補繳，關系到他們后半輩子的衣食冷暖。
而在法庭之外，還有散落在深圳乃至全國各個工廠里的老工人，或是訴求無門，或是認了命，回到農村。
他們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同時，他們也是逆潮而動的一批人：在同一家廠里一干就是十幾二十年，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
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可能面臨“裸老族”的命運。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老齡比例連年攀升。在農民工聚集的廣東深圳，異地來深勞務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更是達到八成以上。
然而，大多數農民工的參保年份在2008年之后。這意味著近年退休的農民工里，將有一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隨著第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養老保險的遺留問題已經顯現，并且將在未來數年內集中顯現。
“裸老”命運
蘇貴琴的家在龍崗區，從市區坐地鐵到終點站后還需轉一趟公交才能到。在狹長的深圳地圖上，龍崗位于關外的東北部，市轄區里面積最大。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有大量勞動密集型工廠駐扎于此。
蘇家在工業區附近的一棟矮平房里，里面最大的家電是侄子離開深圳時留下的冰箱。這套帶廚衛的一居室租金是250元，包括水電。
說是廚房，其實是一平方米不到的過道。為了招待記者，蘇貴琴特意買了一條魚回來燒。
翻魚的右手有些笨拙。因為4年前被扯進高速運轉的滾筒里，碾成了粉碎性骨折，如今傷口愈合，卻連鐵制簸箕也拿不動了，無奈之下，只好辭職。
蘇貴琴對養老保險的追繳正是始于這場工傷。她告訴記者，以前對工廠還是有感情的，但受傷后工廠對她百般刁難，不把她當人看。丈夫也因她的工傷受了連累，被趕出了工廠。
“我的工傷干嘛扯到我老公。”氣憤之余，她想起了一位老鄉多年前說的話。
“你不買養老保險就是傻，這是幫老板省了一大筆錢。你兒子是獨生子，以后再娶個獨生女，兩個人養4個老人，怎么養？”
彼時，蘇貴琴和丈夫都還在廠里心平氣和地打著工，兩口子月薪加起來有五六千塊，對她來說收入可觀，也就沒有把老鄉犀利的分析放在心上。
一系列的遭遇后，她開始萌生要回10年養老保險的念頭。“我想為兒子減輕一些負擔。”
2008年剛聽說政策那會兒，沒有人告訴她養老保險的用處，而她更關心的是不買可以嗎？她丈夫也說，交了以后就退不了了。
蘇貴琴夫婦對政策的懵懂與不信任也是打工群體的普遍狀態。一份民間調研報告顯示，六成以上的工人不了解領取養老金的條件，也不知道補繳政策。而對每天在流水線上干活的工人們來說，“沒有途徑去了解”成為最主要的原因。
許多工人到快退休時開始關注養老保險，才發現這扇門早已關上了。
退休的人越來越多，工人們決定聯合起來爭取。11月20日，一場集體訴訟在福田區法院開庭。庭審過后，參與訴訟的工人還在法院門口玩起了行為藝術，來表達他們的憤怒。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拔河，“老無所養”的農民工群體PK“消極執法”的行政部門與“大膽違法”的企業，而作為裁判的法院則被這個群體冠以“公平正義”的期待。
這批集體訴訟者，正是臨近退休或已經退休的老工人。他們在過去漫長的年歲里低頭做事，沉默而本分。買與不買養老保險，大多由老板說了算。而今，他們逐漸抬頭，卻發現眼前迷霧重重。
雷武惠，49歲。1997年進廠，工作17年，繳納養老保險僅6年；
肖麗，51歲。2002年進廠，工作12年，繳納養老保險僅8年；
劉立志，51歲。1998年進廠，工作16年，繳納養老保險僅2年；
周受方，59歲。1994年進廠，工作20年，繳納養老保險僅6年；
……
他們心里堆積了很多疑問。“我的老家重慶90年代的都可以補繳，為什么深圳就不行？”“如果必須買夠15年才可以拿錢，那當時社保局為什么不跟我說，還要讓我買？”“為什么深圳樣樣都說標本、榜樣、排頭兵，社保卻遲遲不給我們呢？”
沒有人能夠回答。
深圳還有多少老工人將面臨此境？去年8月，中山大學法學院講師黃巧燕帶領法律診所的學生參與了一項民間調研：了解即將退休的在深農民工保障情況。他們了解的情況是：200多名工齡15年以上的老工人里，僅有一半的人繳滿10年養老保險。
更讓人絕望的是，隨著城市產業轉型的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工廠或遷移或倒閉，這些老工人的養老希望很可能徹底破滅。
演變：憑什么只能補繳兩年
憑什么只能補繳兩年？深圳市社保局法律顧問葉振宏解釋說，兩年的概念主要參照《行政處罰法》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后者規定，“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行為在兩年內未被勞動保障行政部門發現，也未被舉報、投訴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不再查處。”
在葉振宏眼里，該規定無可爭議。“它是從政府到行政部門、兩級法院，甚至高院都認可的東西。”
黃巧燕則認為，執法主體的概念被混淆了。她說，社會保險費征收機構并不是勞動監察部門，追繳行動不應受到《勞動保障監察條例》時效規定的約束。
全國性規定和廣東省條例都沒有兩年限制，那么深圳市的兩年限規定是哪里來的呢？記者查閱過往資料發現，早在本世紀初，該規定就寫入了深圳市的相關法規。
1998年，深圳剛剛擁有自己的社保法規—《深圳經濟特區企業員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回溯昔日法條，會發現它對工人來說相當有利：“企業每半年應將養老保險費的繳交情況向員工公布一次。員工對所在企業遲交、少交和不交養老保險費的情況，可向市社保機構和有關部門投訴，也可向勞動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最初的條例中并沒有兩年限規定，而在2000年對條例的第一次修正中，則加上了“兩年內”，并將“可”替換成了“應當”。
時間狀語的增加和情態動詞的變化，使得員工的追繳權利逐漸增加了義務的成分。
6年后第二次修正法條時，則刪去了“每半年應將養老保險費的繳交情況向員工公布一次”的企業義務。
2013年1月，新規出臺，1998年的舊規廢止。新規補充說明了超過時限的處理方式：“投訴、舉報超過兩年的，市社保機構不予受理。”
看起來兩年限的補繳門檻愈加堅固了。但蘇貴琴們還是在新規第51條里找到了希望，“超過法定強制追繳時效的，可以申請補繳”，這意味著如果工廠同意，就可以補繳。第51條在工友圈里引起了熱議，退休老人的眼前依稀亮起了曙光。
《南風窗》特約記者注意到，新規一開始并沒有進入大眾視野。直到半年后，有媒體忽然捕捉到第51條的意義，欣喜地寫道“社保補繳突破兩年限制，裸老族在深養老不再全是浮云”。
但是這個希望很快又暗淡下去。條例中“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額”大大增加了工人們與企業協議補繳的難度，一名工人粗算了一下，10年的補繳金額為3萬，而滯納金則高達10萬。
事實上，即使工人與企業達成補繳協議，目前來看，他們依然無法實現養老夙愿。
另一重阻礙來自社保部門。去年年末，龍崗區寶德玩具廠的551名員工以罷工換來了追繳養老保險的談判。參與其中的老工人周受方告訴記者，談判之后，廠方原則上同意為工人補繳，但要求“按照深圳市具體法律法規操作”。而深圳市人社局方面，則以細則尚未出臺、目前無法操作為由，回絕了寶德廠工人代表的補繳請求。
社保部門建議工人們“耐心等待”。
“如果工廠已經與工人達成一致意見，社保部門應當馬上辦理補繳手續。”黃巧燕說，“目前的規定已經有足夠的操作性與執行性，以沒有更具體規則為理由拒絕辦理手續，純屬推諉的借口。”
對于演變至今的兩年限規定，她認為這是政府長久以來對企業的放松和對追繳問題的回避，并將其解讀為政府吸引投資和應對經濟發展危機的手段，而非一個社保政策。
積重難返
預約深圳市社保局采訪兩周后，記者等到了社保局法律顧問葉振宏的電話。雖然他斬釘截鐵地告訴記者，對于兩年限規定的理解在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里是高度統一的，但他也流露出憂心：“這個問題實際上很敏感。”
退休農民工遭遇如此窘境，責任在誰身上？
葉振宏說，社保局的征收行為在多年前曾經遭到勞資雙方的共同反對。早期的農民工群體沒有很強的繳納社保意識，工資本來就不高的員工不愿意承擔那8%。有些人與企業簽訂了不繳納社保合約，甚至和企業共同阻礙社保部門查繳。“權利人在自己的權利上睡著了，十幾年后再要回養老保險，是對社會穩定的威脅。”
而蘇貴琴的辯護律師盧耕宇認為，蘇所在的廠里九成員工未參加養老保險，且11年間未被查處，屬于政府的嚴重不作為。“只要檢查過一次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
政府的邏輯是投訴了就去查。葉振宏說，這是基于有限人力資源條件下的合理情況。“轄區里有好幾千個企業，不可能全去做稽查。”
這種稽查方式意味著工人需要承擔重大的投訴義務。對普通工人來說，文化素質偏低、信息渠道匱乏、個體的短視等因素疊加，導致大多數人都無法及時地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并且迅速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
“投訴、舉報超過兩年的，市社保機構不予受理”的規定抬高了工人們履行義務的門檻。另一方面，也給投機取巧者留下可乘之機：只要未繳或欠繳的時間足夠長，就有可能逃避繳費責任。
為什么深圳與其他城市不同？他說，每個城市的人口基數和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政策制定者們有更長遠的考慮。
有知情人士分析，重慶等內地城市主要關注戶籍內的社保補繳需求，而深圳很早就將非深籍人口納入社保范圍。并且，內地企業沒有深圳那么多，積重問題也有所不同。
由于深圳的退休金較高，對當地企業來說，給員工交社保需要支出比內地更高的成本。從上世紀末開始欠下的債如今要清還，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會因此破產。
知情人士稱，這份歷史欠賬的債主并不僅僅是打工群體，也涉及轉型期的國有企業。早在2010年，就有媒體報道深圳發展銀行員工因為社保費未足額繳納而跟政府打官司，最終不了了之。
何時才能實現補繳？實施細則送審稿里曾標明補繳范圍是1999年1月1日起，如果真的從那時開始，到現在就是15年，正是工人們期盼的最低年數。有多少人需要補繳？葉振宏說，沒有一個準確的人數計算，沒人敢冒這個險。
另一層隱憂來自滯納金的分配問題。誰來出這筆錢？負擔是否會轉嫁到勞動者身上？是否會引發新的勞資糾紛？
10月下旬，蘇貴琴收到了法院的判決書，意料之中的敗訴。她很難過，但不想放棄，準備再次申請立案。
蘇貴琴今年40歲，在她的催促下，新老板開始幫她繳納養老保險。“如果真的沒法補繳，到退休的時候應該也能滿10年，符合延繳資格吧。”
比蘇更焦慮的是臨近退休的老工人。有人說，他的工友在一家廠里做了20多年，退休前被炒了，差點跳樓。這是目前很多工廠處理退休工人的方法。“一分賠償也沒有之余，再找工作已非常艱難，養老更是不奢求了。”
他們迫切盼望著在退休前看到補繳細則，“要不然我們的下場也和之前被炒的人沒什么兩樣了”。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肖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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