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俞敏洪一樣，為實現教育公平支招的代表委員，還有很多。有浙江山區的縣長認為：“各級政府對教育舍得花錢，關鍵是要把錢用在刀刃上，讓每分錢發揮最大效益。”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李和平則感慨：我們那里的基礎教育不錯，一些在安徽上不了一本的學生，在其他城市卻很可能上重點大學。更有河南的人大代表在會場鞠躬，要求為河南孩子提供公平受教育的機會。
誰都知道，教育公平不是新問題。許多代表委員年年提，它也年年成為兩會熱議話題。凡是兩會上長盛不衰的話題，多半因為多年來一直沒有取得讓各方都滿意的答案。如果細看代表委員的發言，還能發現，盡管教育問題討論起來很熱鬧，但很多發言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這就讓“公平”二字轉為利益分配難題。
教育公平從來不是簡單的教育問題。俞敏洪發言剛落，網上就有評論反駁：依靠財政來提高農村教師待遇，讓農村教師待遇超過城市教師待遇，不大可能。這既是一個“錢從哪里來”的簡單質疑，也是一個現實困局。在一些農村地區，老師能夠按時足額收到規定工資，便已經稱得上是一項保障教師權益的成果了。要讓農村教師收入高于城市教師，要看各地財政愿不愿意在別的地方割肉，比如少辦一點面子工程，把教育的里子給辦好。
還有些改革的呼聲，不光需要資金投入，還需要割掉一些教育既得利益地區的肉。高校招生，分省錄取，北京、上海等聚集一流大學的地區，往往近水樓臺先得月。高考錄取率上，大城市占優勢，其實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在大學招生數量不再增加的前提下，要實現各省相對公平的招生計劃，勢必牽涉到一些地區的指標縮減。這塊“肉”，當地教育界不愿割，考生家長不愿割，招生院校為了獲得本地資源的支持，也并不樂意配合。
教育不公，歸根結底是發展的不公。教育城鄉差距大，就是城鄉發展差距大，農村地區缺乏經濟實力來提高教育待遇，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其實，教育的地區差異，換一個角度思考就是，為什么一些省份沒能辦好家門口的大學，或者說為什么獲得投入的總是那幾所大學。一位代表在會議期間說了這么一句老實話：“當前一些教育不公平其實是出生地的不公平，你出生的家庭決定了你能接受什么樣的教育。”
但是，我們不能等著發展跟上了，才消極被動地解決教育不公問題。實現教育公平應有超前意識，就是要有“割肉”的勇氣。否則，我們老是會陷入這樣的循環怪圈：因為教育沒搞好，所以發展跟不上；因為發展不夠好，所以教育辦不好……搞好教育公平，有些時候就要拿出砸鍋賣鐵的態度來。況且，其實鍋也不用砸，鐵也不用賣，單單少蓋幾座大樓，少修幾個廣場，也許就有很多教師的待遇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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