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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公平 各國都在摸索
2016-08-02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瑞典利丁厄市的托斯維克斯學校。人民日報記者 黃云迪攝


       2016年6月24日,日本延岡市立北浦小學舉辦“課堂參觀日”活動,邀請學生家長走進課堂與師生互動。資料圖片

 
       美國首都華盛頓公立小學羅斯學校附近的一處房產中介廣告牌。人民日報記者 陳麗丹攝


       巴西里約熱內盧葡中雙語學校的課堂討論。人民日報記者 顏歡攝 

備受爭議的“學區房”現象引發公眾對教育資源均衡及社會公平性問題的思考
實現“學有所教”是世界各國的長遠目標


       公立學校是大多數人首選

       人民日報駐日本記者的女兒今年到了小學入學年齡。早在去年年底,記者家中就收到了來自區政府的通知,告知居住地對口的小學和入學手續。不久后,女兒所在的保育園召開家長會,老師逐一詢問學生的入學意向,全班18個同學全部選擇進入對口公立小學。小區里年齡相仿的其他日本孩子家長,也無一例外在公立小學就讀。日本實施九年義務制教育,學校分國立、公立和私立3種。國立中小學一般為國立大學的附屬學校,私立學校則多有教會背景或較長的辦學歷史。辦學質量較高的國立和私立學校通過考試選拔學生,可以跨區招生,但不希望通勤成為學生負擔,一般只招車程40分鐘以內區域的學生。公立中小學則由市町村政府設置運營,實行對口免試入學,小學離家距離不超過4公里,初中離家距離不超過6公里。因此,部分老齡化或震災人口導出區,甚至出現過全班只有一名學生的情況。根據文部科學省2010年的統計,日本國立、私立中小學的學校數和就讀人數,分別約占全體中小學數和學生人數的7%和1%左右,也就是說,92%的孩子在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

       “在巴西的中小學教育階段,普通家庭的孩子普遍在家附近就讀公立學校,只有經濟實力強的家庭才能送孩子去學費高昂的私立學校接受‘精英式教育’。”就讀于巴西里約熱內盧葡中雙語學校的蕾蒂西亞感慨地說。作為全國少有的全日制中學,葡中雙語學校的課業任務比大部分學校繁重得多,因為學校比較遠,16歲的蕾蒂西亞每天都要四五點起床,晚上7點半以后才能回到家里。據了解,葡中雙語學校是里約州政府提出的一個教育計劃,通過政府招商引資提供免費的高質量教育資源。要進入這所“不太一樣”的公立學校就讀,必須經過嚴格選拔。里約州教育廳廳長安東尼奧·內托介紹說,共有72個幸運兒從超過600位報名的中學生里脫穎而出,這些學生都是“數學等理科類課程較為優異的中學生”。該校老師認為,巴西沒有“學區房”的概念,每個區域都有免費的公立學校,但像葡中雙語學校這樣特殊的公立學校,位置比較偏僻,加上是從全里約招生,不少孩子上學要換乘四五次公交車。

       美國的多數公立學校采取劃片就近入學的政策,公立學校對房主和租戶一視同仁,只要能提供在學區內居住的憑證就有資格申請入學。有句話常常掛在美國人嘴邊:郵編決定了人生成功的概率。在美國,居住地往往能左右一個人成長所能獲得的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所以學校質量與周邊房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在首都華盛頓以南的北弗吉尼亞地區,擁有優質公立學校的學區內,單個家庭居住的房屋平均售價超過100萬美元,而與首都北部接壤的馬里蘭州蘭德沃地區,鄰近的公立學校質量普遍不盡如人意,同等條件的房屋售價則不足25萬美元。美國優質學區內的高房價無疑對中低收入家庭不利,為了讓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地方政府有時會重新劃分學區。另外,設立特許學校一定程度上也能緩解不同社區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特許學校介于公立學校與私立之間,財政來源既有一部分政府教育撥款,也有私人捐助和一部分學費收入,往往具備一定專長,需要定期接受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的資格審核。

       瑞典教育政策的起點是確保教育公平。首先是保障入學公平,瑞典于1992年引入“學券制度”,政府向家長發放學券,家長可以自由地選擇適合子女就讀的公立或私立學校,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學校將憑收到的學券向政府收取現金。其次是強化教育過程公平,瑞典在義務教育階段使用全國統一教材和課程安排,并對私立學校設置條框化的限制,以保證和公立學校教學進程同步。

       資源均衡配置方能體現公平

       羅斯學校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規模最小的公立小學,學生人數不足200人,教學質量頗佳。一天下午,記者跟隨丹妮爾送她兩個兒子去學校操場玩耍。短短5分鐘的路程,便路過好幾個地產廣告牌,標示附近有房待售。丹妮爾介紹,家長為擇校而搬家的情況十分普遍。羅斯學校所在的杜邦環島是首都華盛頓極富歷史氣息的區域,房屋大多年代悠久、空間緊湊,房價在每平方英尺(約合0.09平方米)600美元以上。“雖然房子很貴,房間又小又舊,但為了能讓孩子進羅斯學校,很多家長也都忍了。”

       根據美國地產經紀人協會去年針對房屋買賣雙方進行的調查顯示,學區質量是影響購房者選擇的排名第六位的因素,其中,對于35歲至49歲年齡組的受訪者,學區的影響力上升到第四位。在美國兩大地產信息網站Zillow和Trulia上,都提供了房源周邊的學校地理位置和得分情況供客戶參考。一位在華盛頓工作的地產中介說,購房者大都愛問是否靠近好學校。學校質量對房價具有影響力,但優質學校與高價學區房存在著孰為因孰為果的問題。某地產信息網站的負責人大衛·梅雷指出,“很難弄清楚究竟是因為高收入家庭對教育的重視提升了學校教育質量,還是因為學校本身優秀才吸引高收入家庭的遷入”。

       巴西初等教育階段私立學校的教育質量更高,高等教育階段則是公立學校更勝一籌。乍一看,這樣的分布有些道理——能考上公立大學的學生不需要過多的經濟投入就能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有助于“寒門出貴子”。但細究就會發現,窮人家庭的孩子由于年少時學校教學資源缺乏、監管松懈,教育基礎差,難以考上公立大學;有錢人家的孩子能進入很少的幾所私立學校學習,從小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更可能進入全國頂尖的高等學府學習——如此便形成了“寒門難出貴子”的循環。為了最小化上述負面效應,巴西政府2012年頒布新法令,提出“比例系統”,即要求所有的公立大學每年招收的新生中至少有25%的生源來自公立中學,且這些公立學校學生中的一半必須來自月收入不高于最低月收入1.5倍的家庭。此外,該法令還建議各州聯邦大學將錄取印第安人、非裔等的比例寫入招生政策中。據巴西環球新聞網的報道,目前巴西59所聯邦大學中,有36所制定了針對少數族裔的招生政策,其中特別說明了非裔和印第安人入學比例的高等學府分別有21所和19所。

       《教育基本法》規定,教育機會均等是日本教育的三大基本理念之一。《小學設置基準》等相關法律對公立學校的校舍以及教師配置實施全國統一的標準化建設,從偏遠山區到東京,操場、游泳池和兼做大禮堂的室內體育館等基本設施差別無幾。更重要的是,日本通過“教師定期流動制”來促進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均衡。日本公立學校教師屬于都道府縣財政撥款的公務員。按規定,教師在同一所學校連續工作時間不得超過6年,多數中小學校長平均3至5年就要流動一次。

       事實上,對日本這個重視學歷的社會來說,學業競爭主要體現在學校教育之外,各種各樣的課外補習班才是通向升學考試的主戰場。記者有個朋友的孩子學業優異,剛考上當地最好的高中,據說從4歲就開始上補習班了。一些旨在培養精英的私立學校,更要求家長有錢有閑,非普通工薪階層可以問津。

       據瑞典國家教育署課程設計部部長安娜·韋斯特霍姆介紹,針對區域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問題,政府制定法案要求地方政府必須為教育事務提供足夠資金,與此同時,國家教育署啟動了一項學校幫扶計劃,在6000多所學校中選擇了100余所作為重點幫扶對象,直接將資金撥給學校。2012年政府啟動新教師注冊程序,2013年啟動教師職稱評定體系,給評定為高級教師的人才以特殊津貼。

       教改效果不盡如人意

       巴西“比例系統”規定的出臺為平凡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更多教育機會,但并非人人都感到歡欣鼓舞。一些聯邦大學認為,這樣的硬性攤派指標可能會嚴重影響聯邦大學的教育質量。“試想有些在中小學不曾好好學習的孩子進入大學后,如何能跟上教學進度?他們是否能認識到這是改變他們人生的機遇而奮發上進?”瑪爾塔對此憂心忡忡,“如果他們因為跟不上教學而難以畢業,那浪費這么多教育資源又有什么意義呢?”

       美國特許學校的設立也面臨新問題。巴爾的摩國際學校的張曉霞老師認為,特許學校對居住地的要求較公立學校放寬許多,但優秀的特許學校周邊房屋價格依然偏高,因為家長希望盡可能方便孩子就學。丹妮爾則認為,家長是影響學校教學質量好壞的重要因素。除了定期與老師座談交流,家長給羅斯學校也捐贈了大筆資金。教育部門每年按照學生人數給各個公立學校撥發經費,像羅斯學校這樣不愁生源和資金的學校便有余力開設多樣的教學項目,聘請高水平的教師。地處低收入社區的學校往往因為囊中羞澀不得不砍掉藝術類、體育等課外項目勉強維持基本運轉。

       盡管,美國校園里早已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但因收入差距而筑起的隔離墻依然存在,這種隔離狀況反過來又會加劇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非營利機構“兒童趨勢”的調查顯示,非裔家庭的家長受教育程度整體遜于白人家庭,相應的,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期待值也偏低。在這種家庭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往往對上學不積極,校外缺少學習機會,家長與孩子之間也缺乏教育方面的交流,導致非裔學生的輟學率高于白人同齡人。

       經合組織對瑞典教育的評估報告顯示,地方政府在教育事務上的高度自治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對教育事務宏觀調控的手段,安娜補充稱,區域間的經濟差距客觀存在,意味著各地區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并不均衡,如果放任這一趨勢將造成新的不公。由于瑞典各教育主管部門缺乏對自身義務和責任的清晰劃分,教學質量下滑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批評者認為,“學券制度”導致瑞典教育過度市場化,部分私立學校為創造更多利潤,通過興建華麗校舍或給出虛高的平時成績等手段招攬學生。強化教育過程公平則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部分私立學校提高教育水平的積極性,最終結果就是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中,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學生表現一樣令人失望。安娜認為,師資短缺及難民危機等問題也是瑞典教育體系面臨的嚴峻挑戰。一項調查顯示,自2006年以來,瑞典每4名老師中就有一名主動辭職,78%的教師承認曾萌生辭職打算,大量涌入的難民使原本就緊張的師資力量更加捉襟見肘。

       教育是一項長期性、系統性工程,各國教育改革的成果仍有待時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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