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過年的時候，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個微博截圖，一個婦女脖子上套著鐵鏈被拴在一個破屋里，看完文字，整個人都不好了。為了比較喜樂地過個年，潛意識啟動保護機制，認為那是別有用心的人散播的假新聞。
沒想到，后來這些帖子越來越多，都不敢打開看，看看封面標題就夠鉆心了：“《盲山》導演李楊：真實的故事比電影慘烈得多得多”“《豐縣事件：我走訪過的農村智障家庭》”“光明日報武勤英：對11名女研究生被拐騙案的沉重思考”……
不得不承認，鄙人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與實際情況差得太遠了。印象中，中國婦女的地位還是相當高的，貢獻也是相當大的。特別是女足以3-2逆轉韓國隊獲得亞洲杯冠軍，為因男足1-3輸給越南而遭受巨大心理創傷的球迷們療傷，舉國歡騰。
然而歡慶的場面背后不斷浮出那張脖子上套著鐵鏈的婦女的照片，揮之不去。21世紀的今天，富強文明的國度，為什么會出現這張照片？
法律竟然是這樣規定的
后來看到羅翔律師的解釋，恍然大悟。買一個女人，法律上判多少年？法條241條規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買兩個女人、一打女人呢？還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為同種罪是不并罰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女人的地位還沒有鸚鵡高。買只鸚鵡，非法買賣珍稀動植物制品罪，五年以下徒刑。女人的地位和癩蛤蟆差不多，20只癩蛤蟆，非法狩獵罪，三年以下徒刑。
買人這樣輕的刑罰簡直不可思議，然而這已經算是進步了的。以前還有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條款，只要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中的絕大多數的共同對合，法定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買槍和賣槍，行賄和受賄，買鸚鵡和賣鸚鵡，等等。但是買人的刑罰和賣人的刑罰差得很遠，賣人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然而買人的刑罰卻是三年以下。只是打擊拐賣，不打擊收買，顯然意義不大，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那么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買人的刑罰這么輕？有關方面的解釋是，因為中國很多地方從古至今都有買人的習俗。
這個解釋讓人難以信服。以前還有殉葬的習俗呢，是不是現在也可以從輕發落？英國剛開始統治印度的時候，頒布法令，宣布燒死寡婦殉葬為死罪。當地民眾抗議，要求英國人尊重當地習俗。英國人說，當然可以，那你們也要尊重我們的習俗。你們盡可以燒死寡婦，然后我們再吊死你們，互相尊重。
以前還有買人當奴隸的習俗，是不是現在也可以從輕發落？只要出錢買來的，不管是人還是凳子，就是財產，可以自由處置，要打要殺要燒都可以。其實那個套著鐵鏈的婦女和奴隸又有什么區別。
習俗、祖制不是理由，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的定義就是打破落后野蠻的習俗、祖制。
然而，在微信群看到不少討論，認為習俗不能激進地改變，買人是中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長期現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甚至有一個著名作家也這么認為。他還提出了另一個理由，大意是說，男女比例失調，地區收入失衡，農村光棍太多，如果不允許他們買人，對他們不公平。
這讓人驚疑他是喝醉酒了，還是賬號被冒用了。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他們快餓死了，且不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就可以殺別的人來當食物吃。
木犀草號案
19世紀，英國出現了一個著名的案例，女王訴達得利與斯蒂文斯案（the Queen vs. Dudley and Stevens），該案在1884年引發法律界熱烈爭論。在普通法國家，該案的判決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
一艘名為“木犀草號”的船在南大西洋沉沒，船上有四個人，船長達得利，大副斯蒂文斯，水手布魯克斯，侍者17歲的理查德派克，是個孤兒，沒有家人，第一次出海遠航。
四人登上救生艇逃生，僅有的食物是兩罐腌蘿卜，沒有淡水。前三天他們什么都沒吃，第四天他們開始吃腌蘿卜，后來又抓到了一只海龜吃了幾天，隨后八天他們什么都沒得吃了，沒有食物，沒有淡水。第19天，達得利建議大家抽簽，決定誰先死，來救其他人。布魯克斯拒絕了。
第二天，還是沒有過往船只的影子，達得利叫布魯克斯轉過頭去，示意斯蒂文斯最好殺掉派克。達得利為派克做了禱告，告訴他大限已到，然后用小刀割破了他的頸靜脈，殺死了他。布魯斯盡管良心不安，還是加入了此后的“盛宴”，整整四天，他們以派克的血和肉為食物。
“第24天，”達得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正在吃早餐的時候，終于有船來了。”一艘德國船搭救了他們，把他們帶回了英國法爾茅斯。他們在那兒被逮捕，布魯克斯是證人，達得利和斯蒂文斯是被告。兩人對事實供認不諱，他們聲稱自己是迫不得已，犧牲一個保全三個，相對于四個都餓死，是更好的結果。不過，控方不為所動，組織陪審團審訊此案。
如果你是陪審團的一員，你會怎么決定？那位著名作家會怎么決定，我們已經知道了，都不用問了。
網易公開課上有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教授的公開課《正義論》（Justice），桑德爾教授就用這個案例來講解。看網易公開課比看書強的一點是，你可以看到教授和學生的現場互動，可以看到學生們的反應，可以看到人群中持不同觀點的人的占比。
第一種人覺得達得利和斯蒂文斯沒有做錯，死一個總比死四個好，而且還要考慮到家人，派克是個孤兒，死了也沒有人會痛苦，但是如果其他三人死了，那么他們的家人會很痛苦，這樣死亡、痛苦的人多很多，不合算。實際上，當年倫敦輿論傾向也是這樣。
第二種人覺得，他們應該抽簽，抽到誰就是誰，不應該就指定派克。如果正好抽到派克，那么他們覺得殺死他沒有問題。
第三種人覺得，應該得到本人同意，如果派克同意自己被殺，那么沒有問題。佛陀舍身飼虎也是有的，還有那么多英雄故事。
第四種人覺得，不管是死1個救3個，還是死1個救30個、300個、3000個、30000個、300000個……不管有沒有抽簽等公正的程序，也不管有沒有得到本人同意，殺人都是錯誤的，謀殺就是謀殺，因為每個人都有根本的、基本的權利（fundamental rights），比如生命權、人身自由權，神圣不可侵犯。
功利主義與絕對道德主義
如果你同意第一種人的觀點，那么你是功利主義者。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創始人是杰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法理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家。
他認為，檢驗一個行為是否正確的標準是——是否使得“效用”（utility）最大化了，也就是說用結果（consequence）來衡量。他對效用的定義是幸福、快樂減去痛苦的余值。不管是個人決策還是政府決策，都應該遵守這個原則。這樣做就是道德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
如果你同意第四種人的觀點，那么你是絕對道德主義者。絕對道德主義（categorical moralism）的創始人是康德（1724-1804），他認為不應該看結果（consequence），而應該看性質。人本身就是目的、宗旨，而不是手段、工具，你自己和他人都是目的，不能把他人當工具用。
在人行為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暫時的階段性的目的，但是總體最終目的就有一個，那就是人本身。其他都可以成為單純的手段，唯有人性本身不能成為手段，它是實現自己的終極目的。
這是沒商量的，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這就是絕對（categorical）的意思。哪怕死1個救整個宇宙，這個原則也不能違背。
你可能覺得這太不合理了，太不合算了。實際上，“殺1個救整個宇宙”是個偽命題，更不要說“殺1個救3億”“殺1個救3000萬”“殺1個救300萬”“殺1個救30萬”了……“殺1個救3個”。
當你殺死一個無辜的人的時候，從概念上講，你把人當做工具，已經喪失人性，如果你要救的人都同意你殺人救自己，那么他們也都喪失了人性，已經異化，不再是真正的人，不值得救；從實踐上講，把人當工具，喪失人性后，不會有更多的人得救，只會導致更多的人死亡。
從邊沁的那句口號“為最多的人謀最大的福利”可以推導出一個可怕的結論：如果一個人數多的族群認為一個人數少的族群影響了自己的福利，就可以把他們滅族。后來二戰中果真出現了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的慘劇。
“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剛爆發的時候，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20世紀影響最大的學者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既興奮又期待。他不斷向英國駐彼得格勒的大使打聽俄國的情況，但是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1920年，羅素啟程去了一趟俄國，與列寧等人長談，親自了解俄國情況后，他認為俄國的理論有兩大謬誤，一個是人性上的，一個是經濟上的。
人性上的謬誤是幻想通過宣揚仇恨、以斗爭的形式促成美好結果，以天下大亂帶來天下大治。但實際上，那些養成仇恨習慣的人，一旦得逞，就會馬不停蹄地尋找新的仇恨目標。
經濟上的謬誤，在于他們堅信，經濟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權力形式，如果國家成為唯一的資本家，就能馬上消除剝削和壓迫。但是實際上，這違背經濟發展的規律，會適得其反。
羅素對俄國的否定，立即遭來全世界的罵名。四個月后羅素來華訪問時，遭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猛烈抨擊。后來羅素寫了《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系統闡述他對俄國的否定判斷。
詩人徐志摩倒是頭腦十分清醒，他第一時間讀了羅素的這本書，并做了一個十分有黑色詩意的總結：“俄國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著一座血海，人類得渡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羅素認為，人們總是幻想通過一場社會革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拯救人類。然而，事實恰恰證明，給人類帶來最多、最大災難的正是那些野蠻狂熱的高尚信仰。
他后來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講到：“我感覺到，在這里，由于一種極其膚淺而偏狹的哲學在起作用，所有我認為人類生活中最有價值的東西都被毀壞了，而數以千萬計的人民遭受著難以言說的苦難。隨著在俄國度過的每一天，我的恐懼感越來越強烈，以至于完全失去冷靜判斷的能力。”
如果不尊重人，不承認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神圣的基本權利，比如生命權、人身自由的權利，那么所謂“為最大多數的人謀福利”“為人類謀福利”，這些口號都是虛偽的。沒有一個個“人”，哪來“人類”？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哲學課上經常用來講解倫理學、正義論的另一個經典故事是“電車問題”，這是一個虛擬的故事，你開著電車正行進在軌道上，剎車失靈了，前面有五個人，如果你不拐進另一個軌道就會撞死他們；另一個軌道上有一個人，如果你拐進這個軌道，會撞死一個人。你會怎么選擇？
這和“木犀草號案”是相似的問題，教授最終引出一端是邊沁的功利主義、另一端是康德的絕對道德主義的光譜。人們散布在這個光譜上，不同的社會的分布很不相同。
如果你在一個社會中對發生的現象常常義憤填膺，而其他人覺得你很奇怪，那么說明你很可能很靠近康德這一邊，或者說相對于你所在社會在光譜上的總體分布來講，你太靠近康德。如果你認為那些義憤填膺的人很天真、矯情，那么你很靠近邊沁。
這次豐縣鐵鏈鎖妻事件，其實也無需太多哲學分析，孔子早就說了一個很簡單的標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長期來講，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靠法律，正如羅翔所指出的那樣，應該提高買人作為拐賣的共同對合的法定性，最高刑罰從三年以下提到無期徒刑，希望人大盡快修改法律。
中期來講，2021年4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已經印發了《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希望這個計劃能夠真的付諸行動。
短期來講，希望有關方面對豐縣事件追責問罪，為受害人提供救濟。之前豐縣的兩次通告都不是在實質性解決問題，剛才22:49（2月7日）央視新聞發布一則消息，江蘇徐州公布“豐縣生育八孩女子”調查進展：楊某俠身份已經公安部門調查認定，公安機關已對董某民是否涉嫌違法犯罪開展調查，有關情況將適時公布。后期將根據對董某民的調查處理情況，依法確定對其未成年子女的監護責任。
期待公安機關調查個水落石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一個社會對女人、弱者的態度能衡量出它的文明與發達程度，也決定了這個社會能走多高多遠。一個更可怕、不敢正視的問題是，這位婦女的八個孩子將有怎樣的三觀。
希望女足踢到世界冠軍之前，中國婦女的地位能夠真正反映在法律上、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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