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2日08:03 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一年級的小勇已經開始習慣，早上六點多就起床，在晨光中獨自一人走路去上學。每天，他都是第一個到校，在空蕩蕩的教室里，獨自坐著讀語文課本。此時，父母已出門開始一天的打工。
當中國青年報記者問“爸爸媽媽是做什么工作”時，他旁邊的本地同學馬上笑著大聲回答，而這個來自貴州的孩子瞪著大眼睛，一直緊閉著嘴巴。
他的小腦瓜還不清楚，自己所在的小學很“怪”，怪到整個中國還只有5所。它既不是公辦小學，也不是私立小學。
9月8日，這所“新公民學校”在浙江省溫州市龍灣區揭牌，性質是“公有民辦非營利公益性學校”。這一改變教育產權的新模式，最先在北京民辦農民工子弟學校試點，但政府支持力度不足。溫州這所，是公辦學校的首次轉型嘗試。
有媒體報道認為：“這是通過制度創新，探索政府于市場之外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條道路”。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指出，其意義和影響不亞于希望工程。
天上真會掉完美的餡餅？初試水的模式是否真能如預期運行？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探訪了這所開學兩周的新模式學校。
一篇“攻克”本地家長心病的講話
新上任的校長黃瑞華就遇到了第一道關卡。
“老有人問我，“新公民學校”是只招收農民工子女嗎？這也是一個誤解。”黃瑞華在他大開著門的辦公室里說。隔壁教室孩子咿咿呀呀的讀書聲在午后陽光里不斷傳來。
“我們不是只招收農民工子女，也要承擔本地子女的義務教育任務。但是新公民學校這一變，很多本地家長有意見，不樂意。”
接收農民工子女多，本地學生就可能流失。發起新公民學校項目的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認為，農民工子女達到30％就是一個危險的警戒線。
“比如北京城鄉結合部一批公立學校，清一色接收農民工子女。因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程度與同年級的北京孩子比，可能相差兩年，老師上課沒法上了，家長不干了。說那不行，趕緊轉學，結果城里的孩子就全部跑光了。”徐永光說。
9月6日，黃瑞華首先請來了所有本地學生的家長，一百多號人坐進了階梯教室。
家長們還沒開始“發難”，出乎所有人意料，這位新上任的校長首先替他們倒起了“苦水”。
“你為什么想不通？第一，學校是本地政府建的，也有本地家長納稅的血汗錢一份，現在這學校主要都接收外來務工子女，你肯定心里過不去，覺得‘鳩占鵲巢’吧。”
“第二，怕自家孩子的生活習慣、衛生習慣跟著農民工子女跑，被‘帶壞’吧。”
“你們有這些顧慮，對不對？”
此話一出，滿座家長一愣，繼而紛紛點頭。
“什么新公民？就是民工！”甚至有本地家長在座位上這樣說。
“我們不藏著，不掖著。我跟你說，你沒必要這樣，你的擔心也是學校的擔心。這就是為什么有必要引進這樣一種新的教育理念。”黃瑞華趁熱打鐵，說道。
“第一，因為這些家長是非常勇敢的，他們勇于背井離鄉來工作，他們的目標就是創造更美好的明天，這樣勇敢的一群人，他們的孩子能差得了嗎？”
“第二，一個班有幾個省的孩子，也就有幾個省的文化。現在我們大人都是到二三十年后，才有機會接觸別的地方的文化，如果你的孩子能更早接觸十幾個不同地域文化熏陶，不好嗎？”
“第三，這學校是一種新形式，就會受媒體和政府關注，受益者是誰？是孩子。以前我們的老師可能不夠自信，但媒體、政府都關注后，老師也會感到受到重視，教課也就認真起來，受益者是誰？還是孩子。”
“我們當然知道，城市、農村孩子同在一起學習是最好的，但只有公立學校才能讓孩子在一起，公立學校又裝不下這么多孩子。這是一個悖論。因此必須要用公益學校來補充。”徐永光說：“公益性質導致學校與城市不是隔離的，始終是開放的。孩子們經常接觸來自城市的志愿者、大學生，也有社區活動、城鄉小伙伴活動，眼界就能開闊。”
每年的本地生源數是基本固定，今年新公民學校首次招收的84個新生中，本轄區11人，其他都是外來工子女。
目前學校只有一幢老教學樓，教室少，因此還要求家長提供“六證”（父母工作勞動合同、房屋居住證、孩子防疫證、一年以上暫住證、原鄉鎮無人照顧證明、戶口簿等），才允許入學。
目前龍灣區教育局、沙城鎮政府、共青團溫州市委、共青團龍灣區委以及龍灣區人民教育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五方共同出資籌款，為學校建一幢新教學綜合樓，預計2011年9月建成后，將增加到24個班。
“我們主要面向的還是農民工子女。”黃瑞華說。
錢從哪兒來？怎么管？
是不是新公民學校，農民工家長就一分錢不用出？
“新公民學校”學生學費的算法非常簡單：如果招90個孩子，其中30個是由政府買單，另外三分之二就靠企業捐助。“今年招了84個孩子，兩個班。本學期的資助者已經找到了，龍灣區青年企業家協會捐了30萬元，所以學生就一分學費不用出。”
如果哪學期捐助不足怎么辦？
“不足的部分，還由全部的家長分擔承擔。因此，以后的學費是不固定的。”
學校采取“新生新辦法，老生老辦法”，目前五個年級都是老生，目前學校無償使用著原公立學校的校舍，區教育局還配備了不少于1／3的公辦教師、并提供不少于1／3的公辦經費和生均補貼。所以目前學校90％以上都還是政府投入。
“隨著老生不斷畢業，政府這塊蛋糕會慢慢變小，還需要社會力量持續增加投入。我們的目標是爭取農民工家長的支出盡量接近零。”黃瑞華說。
學校靠“善心錢”生存，怎么保證資金安全干凈地運行？
“學校依照《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公開透明財務管理，資產是大家都給學校，不是誰個人的。學校定位是非盈利的。”新公民學校項目官員上官利青解釋。
“與民辦學校的區別是，錢只進入學校，沒有股東分紅這一塊。任何機構或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從中分紅、營利或取得任何回報。”
“公有民辦”模式下的規則是，學校的財務每月向理事會匯報，校長每學期向理事會匯報。
理事會的成員是前述五個出資方及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代表，還有校長、教職工代表和其他重要捐贈人。實行一人一票制。
理事會和校長分開運作，互相監督。
校方不收取、管理捐款，兩個面向社會的捐款賬戶由人民教育基金會、共青團龍灣區委管理。
“校長不會管錢，也不會到處跑拉錢。我給自己的定位就是內部教學管理，就是把教師積極性和能力提升、把學生整體素質提升。”黃瑞華說。
在校門口，原“沙城鎮第三小學”的牌子和“新公民學校”并列掛著，黃瑞華說一直不會摘下來。“這是標示我們的學校不管怎么去辦，最后都是歸于國家的資產。”
20年前100萬兒童失學在農村，今天100萬失學在城市
2003年，全國婦聯調查發現，有100萬進城農民工子女在進城后失學。
20年前，也有這么一個“100萬”。當年希望工程調查，農村貧困地區有100萬孩子失學。
“以前發生在偏遠的農村，現在是大中城市。20年以前農村孩子失學是因為貧困，今天農村孩子失學，是因為轉型期的教育不公平。”徐永光說。
溫州市龍灣區的67.8萬總人口中，外來人口已達37.3萬，超過了本地人口。據統計，目前當地公辦小學中的農民工子女人數也已超過本地生，占總數近六成。即使這樣，仍有近一半的農民工子女就讀在條件較差的民辦學校，這些校舍普遍存在較嚴重的安全隱患。
去年龍灣區政府下決心打擊，取締了16所非法民工子弟學校，卻又帶來了需要分流的6000多名孩子。
但目前的狀況，已是地方政府財政所能背負的極限。“財政壓力太大了！”龍灣區教育局局長陳建淼說。
是不是政府應該全部包下來？徐永光認為，這樣的要求并不現實。
“自從去年全免費以來，公立學校接受農民工子女實際上在倒退。以前是偷偷讓農民工交錢把孩子送到這里，現在不能這么干了。于是紛紛提高門檻，要求‘七證’、‘十證’，把農民工子女往外趕。”徐永光說。
“就算政府有錢，政策寬松了也會出現洼地效應。”這樣的后果已發生過了，在溫州的瑞安市。
在中央“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中小學為主”的政策出臺以后，瑞安市曾宣布，進城農民工的孩子由公立學校全部接收，但很快就“招架不住”了。“不光是農民工把自己的兒子、女兒帶來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都過來，根本無法招架，最后打住，還得設門檻。”徐永光說。
“原因還是教育資源不足問題，而教育資源又落在經費不足上。”南都公益基金會新公民學校項目總監張治中說，“這一困難目前在公立、私立學校，都是無法輕易跨越的制度尷尬。”
追問新公民
“為什么我們要使用千米而不用里做單位呀？”在黃瑞華的數學課上，孩子們有一次這么問。
這位每天早上六點多出發、開一小時車趕到學校的新校長想了想，反問：“就像大家在一個班，如果你說自己家的湖南話、山東話、四川話，互相能聽懂嗎？那我們該說什么呀？”
“普通話！”孩子們馬上大聲答道。“對，所以我們要統一用千米啊。”
在這所處處掛著孩子們紅黃藍綠的蠟筆畫的“新公民”學校，校舍還是老校舍，教育的方法和思維卻悄悄地“新”了。
“常規教育計劃與公立學校一樣，但南都的資金會投入額外的學生素質拓展項目。”上官利青說。比如“君子動手不動口”活動，讓孩子在社區發傳單宣傳環保，孩子自己需要向別人宣傳，他就會明白自己先要這么做，引導起“以身作則講公德”。
“新公民的概念是相對的，我們這一代對爺爺輩來說都是新的公民，孩子們相對我們又是新公民。我的理解就是要培養能融入社會、能走向世界的新公民。”黃瑞華說。
開學前一天，全體老師參加了一天“拓展訓練營”。在鼓周圍系上十幾條長繩，老師們拉著鼓在半空中上下振動，配合得好，就能把鼓面上的球彈起來。有一人用力不均，球就會彈歪或滑掉。
原本就在三小教科學課的施老師笑著說：“我教了十幾年書，從來沒見過這種訓練。這個好，很有團隊的體會。”他們組原本一下都彈不到，最后竟彈了一百多下。
“現在你能感覺到，老師精神面貌都不一樣了。”黃瑞華說。
“希望工程是面向偏遠農村的，人們都積極性那么高，農民工的孩子們都在我們眼皮底下，地方和企業的發展也都需要依靠這些孩子的父母，怎么不能伸出援手呢？”徐永光說。
“現在都是辦教育的人自己在吶喊教育、關心教育。其實，應該是教育的人安心教學，全社會來關心教育。”黃瑞華說。
“許多孩子早晚也要留在城市的，幫助他們也是幫自己。”徐永光說。 (本報記者 莊慶鴻 實習生 蔣志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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