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4日08:39 中國教育報
當年的北大南街。
如今的北大南墻。
推倒前的北大南墻。
9月5日一早，北京市北四環附近的海淀路便已人聲鼎沸。車流讓并不寬闊的道路顯得格外擁擠，被堵在路上的人們卻沒有煩躁，個個臉上洋溢著喜悅。這一天是北京大學2009級新生報到的日子，因為離各院系迎新現場的五四路最近，北大南門這個平日里并不起眼的小門臉，獲得了難得的尊榮。
其實，就在并不久遠的16年前，甚至更近的8年前，北大南門外一堵約600米長的南墻，就曾因其一拆一建的特殊命運，引發了社會公眾的集體關注，隨之而來的是公眾集體意識層面的反思和論爭。而這一切都是和高校與市場、高校與產業相關聯的。
法國存在主義大師保羅·薩特最負盛名的短篇小說《墻》中，一堵墻隔斷著生死，也隔斷著存在與虛無。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起步到成熟，并不漫長的十幾年間，高校與市場、與產業間集中上演了一出風云變幻的大戲，北大南墻的推倒是個開端。
南墻推倒，高校走出象牙塔
在北京大學南門外佇立了40年的北大南墻，有一段屬于自己的歷史。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北京大學從老城區的沙灘遷到燕京大學校址，老北大演變為新北大，校園擴建也隨之開始。當年，北大南門附近的宿舍區被列入首批擴建工程，同時開建的還有南墻這片虎皮圍墻。后來規劃建成的南墻和北大南門一起，成為為數不多的新北大“第一記憶”之一，在過往的歷史歲月里，見證著新北大的誕生與成長。
“推倒北大南墻進行統一改造，其實是開始于包括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系列辦學體制改革。”如今早已遠離京城的喧囂繁華、在廈門一呆就是10年的馬樹孚，在上世紀90年代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主管過人事，也抓過后勤、基建，經歷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浪潮面前北京大學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今天看來，當年一些水到渠成的舉措，都有些先鋒甚至激進的味道。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北京大學和全國許多高校一樣，在“大鍋飯”的發展模式下，日益陷入關于效益與公平的深度困惑。1989年，馬樹孚與時任北大校長的丁石孫到美國伯克利大學考察。當時主管人事的馬樹孚對美國大學教師的工資體系很感興趣，臨別前向伯克利大學人事經理要來了該校教職員工的工資冊。“看了人家的工資收入，很震驚啊!當時我就跟丁校長打趣說，人家伯克利大學校長一天的工資是你一年的工資!”馬樹孚深知，按當時國家的發展水平，中國的大學教師收入肯定不能和美國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比較，但差距之大仍讓他始料未及。
那個年代里，很多北大教師都住校內宿舍，買菜也都是在附近的菜攤。小商販們以為北大教師收入肯定高，賣菜的要價也就隨之水漲船高。“一次，我就看見有老師拎起人家一把芹菜，掂量了半天，還是放下了，讓人心酸啊!”當時的情境不由得馬樹孚不激動，“中國的大學教師物美價廉”，一句玩笑話背后包含著幾多無奈!于是，如何能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改善廣大教師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幾乎成了當時北大的頭等大事。
就在馬樹孚和他的同事們埋頭搞校內人事體制改革，下大力氣理順關系、精簡機構、提高效率時，一個推動北大南墻改造工程的導火索出現了。
北大南墻被推倒的前一年，鄧小平剛剛發表完振聾發聵的南巡講話;北大南墻被推倒的前半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次被寫入十四大報告。而處于夾縫中的1992年秋天，市場經濟的苗頭已經最先開始在小本經營的小商小販身上實踐開來。
北大南門外有一段約600米低矮的南墻，不知是誰開的頭，在墻根下弄了簡易商鋪，慢慢地，一些私搭亂建的小商鋪伴隨著小商販的入駐而漸成氣候，搭個破木棚，扯塊破油氈，就開門迎客了。“這些小商販靠著北大南墻做生意，也是借助北大的資源，有這樣的資源，我們自己為什么不利用?”當時身為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的馬樹孚這樣想，他總能聽到學校教師對環境和治安的抱怨：低矮的南墻，小商販一翻就進入校園了。
于是，懷揣民意的馬樹孚找到了當時海淀區的主管領導、后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胡兆廣，帶著學校的財務處長、基建處工程師，圍著學校周邊轉，醞釀改造方案，這就是后來廣受關注的推倒南墻、建設25000平方米的商業街事件。“方案出臺后，沒有錢，就出政策，讓所有租用南墻外商業街的業主預付租金，就把南墻改造工程搞起來了。”馬樹孚說。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就在當年的9月28日，北大資源集團的前身北大房地產開發部正式成立。
1993年3月4日，對于很多身處北大校園之外的國人來說，鏟車和推土機的轟鳴聲推倒的不僅是北京大學南門外臨街的那段600米長的虎皮斑石南墻，更是一個群體、一個時代關于象牙塔、精英教育的特定解讀。
“這是一個大悲哀。從現在起，北大不會再出現一個純正的學者。”一位不具名的北大學生當年的一聲哀鳴，借助媒體的力量，迅速傳遍大江南北。當時有媒體評論說：“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這里消失，而素以重學術、重政治著稱的北大人將與市場經濟結緣。”而時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任彥申則是此舉堅定的支持者，他曾說：“產學研結合，中國走這條路，是領先的，這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亮點。”
對于當時的爭議，馬樹孚仍記憶猶新。時任北大校長的吳樹青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就經常聽聞對北大此舉的非議，接連幾屆會議都是如此。“我就跟吳校長說，校內有意見可以理解，畢竟教師收入上沒有體現出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我們不能因為校外的非議而動搖。”馬樹孚回憶道。
北大南墻推倒后建起的商業街，在非議聲中逐漸從零零落落變得喧嘩繁盛，很多高校也從中嗅到了面向市場、開門辦學的契機。在馬樹孚記憶中，北大南墻推倒那段日子里，除了招商引資外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接待前來取經的兄弟院校。“當時，北京郵電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好幾所北京高校都來找我，希望可以效仿北大的做法，開門辦學。”作為推倒南墻的重要推動者，或許當年的馬樹孚并未清楚地意識到，從一段600米長的斑駁虎皮墻到25000平方米的商業街，北大南墻的倒下跨入的又何止是北京大學的另一個時代?
北大南墻推倒的1993年，中央教科所研究員程方平還是該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員，當年該中心作的一項調查顯示，全國幾乎70%的高校都設有高等教育研究所，核心研究課題都離不開如何使高等教育融入市場經濟。“北大南墻的推倒，將高校從象牙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對高等教育從外在形象、內在管理到思想觀念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程方平說。
或許在今天看來，開門辦學之初，高校接軌市場經濟的方式顯得那樣稚嫩而簡單，但無論是緣于經濟體制改革強大的影響力，還是緣于高等教育強烈的內在需求，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著名論斷，讓象牙塔不可逆轉地融入了市場經濟的大潮。北大南墻推倒后，在北大“走產學研結合的新型高效發展道路，開門辦學”思路的影響下，曾經寂靜清冷的北大南墻很快成為一條繁華喧鬧的商業街，南墻外臨街的海淀路也隨之變得喧嘩繁榮起來。此后，不少高校紛紛效仿，推倒圍墻。南墻也不再是北大的南墻，而成為高校走出象牙塔，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一種標志。2000年6月，中國地圖出版社當年新版的《北京城區圖》上，從北大南門到小南門一段距離，被正式命名為“飛宇網吧一條街”。
對推動這一舉措的北大來說，一個最為直觀的結果是，南墻推倒后，用大約兩年時間收回投資，既解決了部分辦學經費，也在北大校園中樹立了一種效益的觀念。“受長期以來經院式關門辦學思想的影響，當時高校辦學如何與社會結合、與四化結合的問題還是沒解決，推倒南墻可以說是開了個頭兒，引進了一種科研成果走向市場的新觀念。”回顧過往，馬樹孚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以文理為主要特色的知名綜合性大學，以前教師們的科研成果多為學術味極濃的論文、專著，很少延伸到實踐環節，推倒南墻似乎便蘊含著某種反思的意味。
作為長期關注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的研究者，程方平經歷著、也反思著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個高等教育發展的特殊歷史時期。鄧小平南巡講話后，繼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如期而至。“北大南墻的推倒，以一種激進的方式推動了高校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為教育發展進一步打開了枷鎖。”在程方平的記憶中，此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認識和實踐更多是“看國外”，停留在思想層面而缺乏實踐行動。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時代背景下，高校開始摸著石頭過河，融入市場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高校對教育體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對思想解放的直接推動”。
南墻命運背后的時代更迭
2001年4月13日，北大校方的一紙公告宣告了北大南街時代的終結。雖然公告的原文今天我們已不得見，但其傳遞出的信息至今在很多當年南街老商戶心里仍然印象深刻：根據國務院、國家教委、北京市政府中關村園區管委會、海淀區的指示精神，對北大周邊環境進行整治，3天后搬出。此時距北大南墻推倒已有8年之遙。
北大發展規劃部相關人士曾這樣解讀重建南墻的初衷：當年推倒南墻辦商業街引發高校效仿，意外地出現很多違章建筑，北京市下決心要集中整治。2001年四環路開通后，道路兩側都要后退50米作為城市綠地，北大南街不得不拆。從北大自身看，南墻商業街鄰近學生宿舍區，小店鋪集中，外來人口多，影響校園的安全和環境。
一推一建中，北大南墻及其跌宕起伏的命運，再次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
如果說當年北大推倒南墻有很濃重的思想解放意味，那么2001年北大南墻的重建，則更多是基于各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種獨立行為。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至本世紀初，包括北大在內的很多高校經歷了一個校辦產業蓬勃發展的過程，而這一切均肇始于高等教育向市場經濟的融入。
北大南墻推倒后，經歷了一個從凌亂無序到異常繁榮的階段。最繁盛的時候，曾是中關村重要的物流中心，各種商品交易不斷。而南墻推到8年后的2001年，北大校辦企業科技產業的收入就達到120億元，是排名第二的清華大學的近2倍，而當年全國的數字不過300多億元，全國高校校辦企業所有產業收入加在一起也只有483億元。
而此前的千禧年，經過10余年發展的北大校辦產業，就已經鞏固了其在我國高校企業中的強勢地位：北大方正的漢字排版系統控制八成國內外市場份額;北大未名集團下屬的科興生物技術公司，其基因工程干擾素占國內六成市場;北大旗下共有7家公司在內地及香港上市。當年，北大校辦企業向學校上交現金5000多萬元，其中還不包括研究經費在內，而當年國家正常撥付的辦學經費只有1.2億元。
當年5月，時任北大校長的許智宏在與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溫對話時曾這樣談及北大南墻：“南墻有商業的用途，有歷史的原因。拆除南墻時學校經費很少，所以要造一點樓，給人家做生意，賺錢。現在北大有這么多的高科技產業，做得非常好。北大南門從北京的規劃來講，造新房子不太有利，而且對我們的宿舍區不是非常有利，所以我們同意北京市政府的規劃，把那地方重新移掉，把校園弄得更美麗。這樣，在校園外面發展產業，學校里更重視教育、科研。”
2002年的一場大雪過后，北京氣溫明顯回暖。陽春三月的一個周末，海淀路上行人寥寥，北大南門外一堵高約兩米的新砌水泥墻主體已經完工，七八個建筑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不時高聲說笑著。當年的11月19日，由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聯合兩家公司共同發起創建的博雅文博館亮相北大南街，今后將在這里開展中國陶瓷文化研究，并進行相關培訓。“這是南街上第一家企業，也是最后一家。因為一樓的其他門面房都屬于學校行政辦公用房。”作為過往北大南墻推倒和重建的具體執行者，北大資源集團董事長鞏運明這樣定義著北大南街這家企業的地位。
北大的每一次發展、進步、變革，似乎都刻上了太多的時代烙印，又有著太過強烈的風向標意味，校方往往始料未及。2001年重建南墻時，面對社會公眾和媒體的高度關注，時任北京大學主管校辦產業副校長的陳章良曾對媒體表示：“南墻一拆一建的輪回，不是封閉和終止，而是預示著更高層次的開放和發展。”
陳章良當年這番表述的背后，是全國高校經歷與市場結合、與產業互動的一個嶄新的時代。根據2001年的一項統計數據，80%以上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集團)以及大部分省市都與高校建立了全面合作關系，合作開發或轉讓成果20多萬項。僅2001年，高校就創辦科技企業1993個，控股與參股上市公司38家，銷售收入452.26億元，實現利潤31.88億元，創造就業崗位23萬個，企業開發生產重點新產品1754個;高校在科技攻關、技術轉讓、技術培訓等方面與行業部門合作，積極轉化科技成果，為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為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創造了條件。
2001年北大作出重建南墻決定時，馬樹孚已經離開北大兩年。南墻的命運變遷對于他，更像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從稚嫩到成長、成熟，循著自己的生命軌跡，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南墻重新圍合也比較自然，畢竟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什么都在改變，南墻商業街也完成了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使命。”在馬樹孚心中，北大南墻的興衰本身就是一個過程，將學校辦學面向社會、面向產學研結合的原則向前推進了一步，當年利用周邊資源條件彌補辦學經費的不足，也確實為后來如北大方正等校辦產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南墻集體記憶下的產學研結合之路
“目前，信息技術學科的產學研合作可以說是最普遍的，北大方正集團就是典型的代表。”已經在北大校園里學習生活了5年多的北大信息科學學院2008級碩士生姚斌，對北大南墻頗具戲劇性的那段歷史并不熟悉，和他這個時代的許許多多北大學子一樣，關注市場、關注產業、積極開展產學研合作，對他們而言早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而在75歲的上海交通大學國家風冷技術研究推廣中心主任任世瑤的科研經歷中，曾經卻是另一番景象。“企業的需求和高校不一樣，直接服務于國民經濟主戰場，而當時好多高校教師并沒認識到這一點。”
“當時是計劃經濟，生產什么都是立項設計好的，如果沒立項就沒辦法弄。”任世瑤回憶說，1992年以前，一般高校教師的科研成果更多地指向職稱評定、職位升遷，對滿足一些企業的重大需求，總體上有欠缺。“記得當時的空氣動力學教師，喜歡搞尖端，都不愿意搞風冷設備研究。”上世紀70年代，全國興建的很多化工廠面臨因設計不合理導致的能源浪費問題，任世瑤拿出設計方案去找工廠時，便不時聽到質疑聲，說他的做法有“方向問題”。
直到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直到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直到北大南墻推倒在全國高校掀起波瀾，這個“方向問題”才在人們心中逐漸退去。得益于由經濟體制改革引發的教育領域觀念更新和思想解放，產學研結合之路開始越走越寬廣。
從1993年到2001年，8年輪回，北大南墻的推倒又重建，讓公眾有機會重新審視、反思一個關乎高校產業發展走向的命題。雖然在曾經的北大人和如今的北大人眼中，南墻一拆一建更多是在媒體表達的公眾意識中的標志性事件，但不可否認的是，時代賦予北大南墻的意義已遠遠超過其本身。1993年，北大南墻推倒辦商業街的舉措，作為育人和科研的大學走出象牙塔與市場經濟結緣的典范，帶動了中國高校校辦產業發展的新一輪熱潮。在當時的遠景規劃中，北大南街是北大科技園乃至中關村科技園的一部分。
2001年，作為全國高校校辦企業改制試點的樣板——北大方正的“母體”，北京大學重建南墻的舉動無疑引發了關于校辦產業體制改革方向的猜測。當年身處輿論漩渦中的陳章良曾這樣表達：“此時此刻，在校辦產業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北大南墻又要重建，人們自然對這一舉動背后隱含的校企發展方向和大學教育、產業的重新定位特別關切。”
“我曾跟北大主管后勤的副校長鞠傳進開玩笑說，南墻拆了又建，早晚還得拆。”馬樹孚說。其實，這又怎會是句玩笑話?在爭議聲中經歷了破舊立新的北大南墻的推倒，在南墻重建時處于置身事外的超脫境地，馬樹孚卻沒有意想中的輕松。在他的設想中，若干年后北大南墻都要拆掉，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四環路以北都沒有圍墻，讓青青的草坪和瑯瑯的書聲融入周圍的環境中。
相對于這次曾被媒體奉為“回歸學術本位”的北大南墻重建之舉，程方平更認可推倒南墻的開拓性意義。“以往教育領域的改革多是自上而下，而在市場經濟思潮的沖擊下，到了1993年，底層的學生、百姓的個體意識被喚醒，自下而上的改革動力和自上而下的動力得以結合。”程方平認為北大南墻推倒開啟了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正是從那時開始，大學生取代教師日漸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高校開始探索開放的、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一些涉及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規也相繼出臺。
如果說北大南墻推倒的初衷是為了填補高校捉襟見肘的科研經費，那么如今，曾經的期待已經成為現實。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高校科研經費總額達到654.5億元，其中半數來自于企事業單位和地方委托的產學研合作項目。
“據統計，高校每年會產生6000-8000項科技成果，這些科技成果如果不被很好地轉化和產業化，會使國家前期的大量投入付之東流，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身處產學研合作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浙江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葛朝陽，深知市場、產業對高校的意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年北大南墻的推倒作為一個具象的舉動，不期然打開了高校與市場之間橫亙已久的那堵“墻”。如今，面對市場、產業，面對日漸成熟和理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校與市場的因緣更是如夢如幻。一種觀念對一個領域的改革創新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得到了最充分的詮釋。
對于很多90年代中后期在北大讀書的人來講，他們對北大最初的印象往往始于南墻。坐了一天一夜的長途火車，拖著疲憊的身體，扛著大包小包，半夢半醒地坐著迎新校車，穿過正在挖溝的白頤路，晃晃悠悠來到北大。當時的北大南墻對于他們，是一段全新生活的開始;而經歷過風波的北大南墻似乎早已不僅僅屬于北大，而承載了一個時代關于思想解放的寄望。或許在新的時代，新的歷史機遇面前，它還將演繹出一段新的歷史，一樣精彩，一樣厚重。（記者 柴葳 ）
來源：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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