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華商網(wǎng)-華商報 2009-11-09 07:16
6月11日，史家畔中心小學最小的寄宿生、5歲的郭艷自己吃晚飯
6月11日，張薛平到史家畔中心小學看望自己在這里寄宿上學的孩子
就像當年“普九”時大規(guī)模地建校一樣，當下的布局調(diào)整撤掉了一所又一所山村小學，試圖將分散的學生集中在規(guī)模較大的寄宿制學校上學。
盡管這樣，也有人對目前寄宿制學校如雨后春筍般的發(fā)展態(tài)勢存有疑慮，它能否成為將來農(nóng)村教育發(fā)展的方向？
史家畔中心小學有56個寄宿生。
如果早兩三年，這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門口上學；而現(xiàn)在，他們被集中到了同一所學校。教育部門認為，這樣是為了農(nóng)村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且，這場“裁撤并”大潮，早已在中國各地的農(nóng)村展開。
對于延安市子長縣教育界來說，2003年是個分水嶺。上世紀90年代的“普九”大潮中，這座地處陜北黃土高原上的小縣城，學校數(shù)量一下子激增至321所；而之后幾年，新一輪布局調(diào)整開始，學校的數(shù)量又迅速縮減至61所。
這是中國近20年農(nóng)村教育發(fā)展的一個縮影。經(jīng)歷了大興大撤后，興辦寄宿制學校又被認為是農(nóng)村教育未來的出路所在。
孩子們的寄宿生活
盡管關(guān)于兒童是否應該過早地寄宿至今仍存爭議，但實際上，寄宿制學校已在全國遍地開花。
史家畔中心小學便是其中的一個。這所位于兩山之間、柏油路邊上的學校，距離子長縣城約十多公里。2009年春，子長縣的農(nóng)村教育布局調(diào)整全面展開，史家畔中心小學配備了宿舍樓、食堂等，被擴展為一所寄宿制小學。那個學期，這所學校招收了56名寄宿生。這些孩子來自附近7個行政村，最大的12歲，最小的只有5歲。
2009年6月11日，孩子們寄宿生活中最為普通的一天。一棟兩層小樓，一樓是教師辦公室，學生宿舍在二樓，與教學樓相連。每間宿舍，配備了同樣的架子床、儲物柜，洗臉盆床鋪整潔，毛巾被統(tǒng)一掛在了梳妝鏡前。不一樣的是，每間宿舍的墻上，貼了繪畫、剪紙等不同的圖案。這些繪畫剪紙，都是在生活老師的指導下由孩子們自己完成的。
“你看看，這是不是比大學宿舍好。”校長吳維說，這些全都是政府掏錢配備的，孩子們一來到學校，就免費配發(fā)給他們。
和城市的學校不同，農(nóng)村學校的作息時間因農(nóng)民的作息時間而定。下午3時，放學了。其余的孩子都回家了，寄宿生迅速在餐廳門口排隊打飯。
很快，餐廳門口就排起了長隊。5歲的郭艷站在隊伍中，沖著照相機鏡頭憨笑。這個還沒有打飯窗口高的“小不點”是學前班的學生，也是這里年齡最小的寄宿生。飯?zhí)脦煾祵⑹稚斐龃巴猓瑢埡羞f到郭艷夠得著的高度。
大多數(shù)孩子都會端著飯碗到餐廳里，圍在大圓桌前吃飯。七八個不愿意去餐廳吃飯的女孩子，蹲在教學樓下的一片空地上，說笑著吃著。
飯后，是校園里最熱鬧的時間。水房外，一群吃完飯的孩子站在水池邊洗碗；年齡大一點的孩子，負責打熱水。
在這里，孩子們必須學會生活自理，自己起床、洗臉、打飯、打水、洗碗，甚至洗衣服。5歲的郭艷也不例外。
這是老師們樂意看到的。他們希望通過寄宿生活，讓孩子們養(yǎng)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當然，有些事情生活老師必須幫助他們完成。“年齡太小的孩子不會疊被子，我們生活老師幫忙疊。”霍艷艷說。
對于11歲的女孩張霞來說，改變并不僅僅是這些。來這里之前，她每天必須走半個小時的溝路去上學，而且“老師也沒有現(xiàn)在的好，這兒還上了英語課。”
這正是寄宿制學校最被肯定的作用，它解決了很多農(nóng)村孩子上學“兩頭黑”的問題。
為了我們的孩子不掉隊
一年級班主任李潤林，是從已經(jīng)撤并的山村小學調(diào)過來的，能夠更為深刻地感受到撤并前后的巨大差異。
2002年，19歲的李潤林被分到了距離史家畔中心小學20多公里的曹家坪小學。那是她中專畢業(yè)的第一份工作。可是，原本對教師生涯充滿幻想的她，看見學校的第一眼心就涼了。
從她家到學校，需要乘車，再步行5公里路。學校位于村子中間，在她和另一個女教師去之前，只有一個男老師和七八十個學生。沒有足夠的教室，每兩個班級擠在一個教室里上課。“當時，心里很不是滋味”。李潤林和一同被分去的女孩有些失落。
那天，倆人什么生活用品都沒帶，男老師給了倆人兩袋方便面，這才解決了當天吃飯的問題。晚上，倆人從村婦女主任那里借了被褥，睡在學校的宿舍里。
“一到晚上就害怕。”李潤林說。
宿舍曾經(jīng)被偷過兩次。后來，同屋的女孩調(diào)走了，李潤林只好寄住在一個村民家里。那段時間，李潤林變成了全能老師，語文、數(shù)學、英語什么課都上。2006年，李潤林結(jié)婚后，就調(diào)離了那里。再后來，學校的人數(shù)越來越少，最終被撤并。
上世紀90年代的“普九”進程中，子長縣農(nóng)村學校的布局情況遵循國家原來的以“鄉(xiāng)”、“村”為單位設(shè)立小學教學點的政策，新建和修繕了很多校舍。據(jù)子長縣教育局統(tǒng)計，2002年全縣有中小學校321所，其中農(nóng)村小學233所。僅“普九”期間，新建校舍78所，改擴建學校84所。
“普九”給這座縣城留下了1659萬元的債務。另一方面，城鄉(xiāng)教育的不均衡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人員帶走了農(nóng)村相當大一部分生源，導致農(nóng)村學校的孩子越來越少。
據(jù)說2008年春季的一天，子長縣縣長蘭孟偃去該縣白于山區(qū)腹地的一個小山村檢查工作，看到村小學的狀況后，極為震驚。他用“1234”形容那天看到的景象，即1名老師，2個年級，3個學生，4間教室。“在這樣的教學環(huán)境里，可以想象我們的孩子能接受一種什么樣的教育！”
2003年，子長縣開始鄉(xiāng)村教育布局調(diào)整。據(jù)縣教育局統(tǒng)計，5年間先后撤并119所學校，使學校總數(shù)從2003年的321所調(diào)整為2008年的221所。
2009年春節(jié)開學，布局調(diào)整的步伐加快，并開始了寄宿制學校的改擴建，將137所分散的農(nóng)村小學撤并到34所寄宿制學校，2575名小學生全部歸并到補點小學或中小學，全面實行寄宿上學。之所以這么做，就像縣長蘭孟偃說的：“為了我們的孩子不掉隊。”
不能增加農(nóng)民負擔
當然，一下子讓這么多家長同意自己的孩子寄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與當年大規(guī)模的建校運動相比，人們對“撤校”的顧慮似乎更多。“很多村干部認為，學校在自己手中撤掉是很丟面子的事情。”子長縣教育局局長楊永春說。而大多數(shù)農(nóng)民最擔心的問題，是寄宿制是否會增加他們的負擔。這兩個方面的問題一直被專家和學者所重視。今年年初，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市西部陽光農(nóng)村發(fā)展基金會聯(lián)合舉辦的“寄宿制學校發(fā)展研討會”上，與會者擔憂，寄宿制在減少政府成本的同時，是否增加了農(nóng)民的教育成本。
會上，曾經(jīng)對寄宿制學校做過調(diào)查的《南方農(nóng)村報》記者王宏旺說：“寄宿制學校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學生輟學，家長不愿意讓孩子轉(zhuǎn)學，因為寄宿制的中心小學離家很遠，費用也會大量增加。”
他做過測算：“兩免一補”政策每年為每個貧困生減了二三百元的支出，但一個寄宿生還會給中西部農(nóng)民家庭平均每年增加400至500元的支出。
這也正是子長縣教育局推廣全面寄宿制之前，所考慮的核心問題。“不能想辦點好事，反而被家長怨。”楊永春說。
穩(wěn)妥起見，子長縣委、縣政府商議決定，給每個寄宿生免費配備床單、被罩、儲物柜、毛巾、臉盆、暖瓶等生活用品。而且，每個寄宿的孩子在享受每天2元的國家生活補貼的基礎(chǔ)上，當?shù)卣斫o每天1元的生活補助。
對此，學生家長們普遍感到滿意。學生家長張薛平說：“寄宿制為我節(jié)余了不少開支。”
原來，張薛平家在曹家坪，那個村子原本有一所小學。像記者走訪過的幾乎所有的村莊一樣，這個下轄兩個自然村、400多口人的村莊，這些年存在嚴重的人口流失問題。外出打工帶走的不僅是青壯年勞力，也帶走了他們的孩子。
漸漸地，村小學的學生越來越少。終于在2008年秋季開學，學校撤掉了。
撤校之前，張薛平將3個孩子轉(zhuǎn)到了史家畔中心小學。他們一家人租住在學校附近，妻子照顧孩子，張薛平靠三輪車掙點錢貼補家用，供3個孩子上學。租住生活帶給他們的，是每年10000元額外開支。寄宿制后，他將3個孩子寄宿在學校，自己和妻子搬回村里住。孩子們在學校，生活上基本沒什么花費，額外租房的開支也省下來了。
今年6月底的一次現(xiàn)場會上，子長縣政府根據(jù)實際情況，又決定將學生的生活補貼增加2元，達到每個學生每天5元錢的標準。目前，全縣寄宿中小學生已達3900多人。
村民的“保校”呼聲
盡管這樣，還有一部分村莊不愿意政府撤掉他們的學校。
三十里鋪村就是其中一個。
既然能在家門口上學，為啥要撤到那么遠的地方呢？村民們固執(zhí)地認為。
這所學校的生源來自附近4個村子，僅三十里鋪村就有6個村民小組1000多口人。
2008年秋季開學，學校準備撤了，卻遭到村民極力反對。甚至有人提醒村主任：“學校如果在你手上撤了，就是你的不稱職！”
于是，縣、鄉(xiāng)政府、教育局以及村委會組織召開了一次村民大會。那天下著大雨，誰知仍然去了好幾百人，“平時，開別的會也沒見過來這么多人。”村民李三勤回憶。他也是學校的民辦教師。
盡管政府宣傳了大量集中辦學的好處，包括“有老師教英語”、“開計算機課”、“遠程教育”等足以吸引這些農(nóng)村家長的理由，但也沒能說動他們。
村民們“保校”的呼聲很高。“不方便”是大多數(shù)家長反對撤校的理由。也有家長提出“孩子太小，生活不能自理。”
原來，三十里鋪小學仍有80多個學生。不過，僅一年級30多個，二年級26個，占去了大部分生源。這些六七歲的娃娃，住學校能成嗎？“我家娃娃6歲了，有時冬天還得我給穿衣服。”一位母親說。
還有村民擔心，不能堅持每周接送孩子；孩子們在學校是否安全等。也有人擔心，雖然學校好了，但教學質(zhì)量遠不及縣城的學校。
村民劉國順將兩個孩子都轉(zhuǎn)到縣城了。42歲的他是村里的養(yǎng)豬大戶，養(yǎng)了100多頭豬，收入相對較好。
他在縣城租了間窯洞，由孩子的爺爺奶奶陪讀。每月租房200元，水電費五六十元，加上吃飯以及學校的費用，每個月至少花費七八百元。
不過，劉國順覺得值得。“縣城老師教得好啊！”他也反對孩子們寄宿到學校去，一是擔心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擔心老師監(jiān)督不好，娃娃就放松了。”
最終，這所學校被保留了下來。
寄宿生離家想家的痛苦
就像三十里鋪村民所擔心的那樣，已經(jīng)寄宿的史家畔中心小學的孩子們，都經(jīng)歷了一段適應期。
他們首先必須克服的，就是想家。
剛到學校時，11歲女生張霞想媽媽，天天掉眼淚。她沒心思學習，什么都提不起興趣。媽媽看她一次，倆人就哭一回。
老師們認為，這幾乎是每個寄宿生都會經(jīng)歷的一個過程。不過，持續(xù)半個月，最多一個月也就過去了。
孩子們還必須學會適應學校的生活規(guī)律。例如，早上要洗臉、刷牙，晚上洗完腳才能睡覺。“剛來的時候，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做到。”生活老師霍艷艷說，她必須引導監(jiān)督孩子們養(yǎng)成好的生活習慣。
自由自在慣了的山里孩子很難被約束。一下課，只要看學校門開著，就往外面跑，有的甚至不跟老師打招呼，就跑去附近的村莊找親屬。這樣老師們很頭疼。無奈，他們只好課間輪流到校門口站崗。
除了這些，孩子們還必須學會如何與同伴相處。張霞和同村4個女孩被分到了同一個宿舍。“之所以這么安排，是想減少她們的孤獨感，她們本來就認識嘛”，霍艷艷說，學校還將年齡大的學生和年齡小的學生安排在一起，希望大的能照顧小的。
5歲的小郭艷，平時就總能得到兩個十多歲小表姐的照顧，可以幫她疊被子、打開水等。當然，孩子們剛開始的集體生活，并不像老師們想象得那樣完美。一個男生宿舍，大一點的男孩拿了小男孩的東西，老師們只好苦口婆心地教育孩子“大的要讓著小的”。
類似問題得到了很多專家的關(guān)注。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研究人員潘璐專門對北京、江蘇等地的寄宿制學校進行過微觀研究。潘璐認為，寄宿制學校雖然增進了學生與同輩群體之間的交流，但寄宿生仍然普遍有想家的情緒，他們只能忍在心里，個別學生會采取極端的方法，比如翻墻逃跑。
也有人認為，過早地寄宿，違反了兒童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
寄宿制學校關(guān)鍵在管理
全面推廣寄宿制已經(jīng)快一年了，子長縣教育局局長楊永春越來越覺得遠不是最初想象的那個樣子。“起初，我以為布局調(diào)整就是簡單地撤并，然后把學生集中起來上學，可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不是這個樣子，最難的還在管理。”
2008年12月，榆林市定邊縣一所寄宿制學校12名女生煤氣中毒，造成11人死亡。這起特大安全事故給所有的寄宿制學校以警示。“我感覺責任很大。”史家畔中心小學校長吳維説。現(xiàn)在只要學生在學校，一天24小時，吃喝拉撒睡全得管。校長和老師們每周日下午就得到學校接學生，直到周五親手把學生交到家長手里才能放心回家。
不過，楊永春關(guān)心的不止這些。
除了教育布局調(diào)整、全面推廣寄宿制，還有全縣教師的大調(diào)整。根據(jù)《子長縣教師隊伍管理規(guī)定》，縣上對從事第二職業(yè)、無故不在崗、因病因事不上班以及借調(diào)人員進行了專項整頓，停發(fā)了14人的工資，勸說51名不在崗的老師返回工作崗位。
剩下的老師們按照特長競聘上崗，并進行了全縣大調(diào)整。“學校需要數(shù)學老師，就不能派一個擅長教語文的老師去教數(shù)學。”楊永春說。
沒有競聘上的老師，很多被安排在了生活老師的崗位上，專門照看學生。
校長也實行競聘制。“教育局管好校長，校長管好老師。”楊永春說，“上半年不行，下半年就換掉，教育上不能誤人。”而校長也有權(quán)將考核不合格的老師退回教育局“待崗”。“家長負擔減輕了，如果能搞好安全管理，剩下的就是把教學質(zhì)量搞上去了，這是最終目的，”楊永春說。為此，教育局專門拿出300萬元獎勵優(yōu)秀教師。
對于子長縣來說，通過布局調(diào)整，教育上歷來存在的“大班額”問題和農(nóng)村學校布點多、管理難的問題，已經(jīng)得到逐步改善。如今，身為教育局長的楊永春還有一個美好的愿望：將寄宿制學校辦好，吸引那些進城讀書的孩子重新回村上學。不過，他也承認，辦好寄宿制學校需要地方財政的大力支持。對于財政收入差的地方，只能一步一步來。“中國的農(nóng)村教育，進入了又一次變革。”他說，這個變革的核心，就在布局調(diào)整。其關(guān)鍵就是寄宿制學校搞得好不好。
原聲實錄
“中國的農(nóng)村教育，進入了又一次變革……起初，我以為布局調(diào)整就是簡單地撤并，然后把學生集中起來上學，可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不是這個樣子，最難的還在管理。”
——子長縣教育局局長楊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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