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華商網-華商報 2009-11-09 07:16
6月8日，紅旗小學僅有的10個學生沒到齊，年齡最大(14歲)的賀露(中)是這里的“孩子王”，只有他懂點電腦，會打游戲
覺得縣城的教學質量好，家住紅旗小學隔壁的白永霞將兒子轉到了縣城上學
今年秋季開學，位于黃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澗縣下二十里鋪鄉紅旗小學只剩下了4個學生。
和很多西部縣城的鄉村小學一樣，下二十里鋪鄉的書所鄉村小學也不得不面對“生源荒”的殘酷現實。
當生源一點一點衰減的時候，經受考問的不只是學生，還有家長對學校逐漸喪失的信心以及鄉村老師們對未來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遲早的事，紅旗小學的老師幾乎都這么認為。
這所距離榆林市清澗縣城約15公里的山村小學正在走向空殼。盡管學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學生的輝煌歷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個老師10個學生的凄涼。
落寞的學校空蕩蕩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記者一大早就從縣城出發，本想從升國旗開始，擁有對這所學校最完整的印象。
紅旗小學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邊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窯洞正對著校門，門框窗欞清一色地刷成了淺藍色；窗戶上沒有鑲玻璃，而是用白紙糊著；久經風吹，有的白紙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還是“錯過”了升旗時間。上午7時許，學校已經開始上課。后來，記者才得知：學校的作息時間和城里不同，孩子們每天7時到校，半小時早讀，接下來上兩節課，9時放學回家吃早飯；中午12時到校，3時半放學。
一間窯洞里傳來了講課的聲音。教室門開著，一個年過半百、兩鬢斑白的男老師站在講臺上，正用特有的陜北普通話向孩子們講授著“同分母分數加減法”。緊貼著講臺的一角，放著兩排兩張課桌，坐著3個學生。這個至少容納40個學生的教室里空蕩蕩的。
男老師叫白隨寶，今年56歲，是數學老師。5年前，他從溝口的梨家灣小學調到這里，就開始面對學生流失的殘酷現實。5年間，學校的人數從起初的七八十個，減少到了如今的10個。眼看著一間間教室空了出來，白隨寶的心也變得空蕩蕩的。
三年級教室里，3張課桌正對講臺中央豎著擺放著。11歲的任旭和比他小一歲的趙小寶在教室里坐著，有些不安。
這個班的3個學生那天少了一個。沒來的學生叫賀賢，是數學老師劉祝蘭的兒子。老師和她的兒子竟然都沒來，任旭分析：“估計趕事兒去了。”“趕事兒”是當地人對參加紅白喜喪事的稱呼。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任旭較為安靜，坐在那里東張西望，而趙小寶時不時走出教室看看，再轉回來。
上午就這樣過去。6個老師只來了1個，8個學生中的5個就像沒了領頭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訪，這個學校多少讓人覺得有些落寞。再后來，記者聽說了一個更受打擊的事情：上午并沒有升旗。
學生沒了學校秩序也沒了
學生人數的銳減，打亂了這所學校本應有的秩序。就連上下課打鈴這樣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個14歲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賀露，是五年級的學生。因為年齡最大，他成了這里的“孩子王”。
其實，賀露應該讀六年級。去年秋季開學時，本應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級的五六個同學都沒來報名，只剩下了賀露一個。六年級這個班最終沒有開起來，賀露只好回到五年級“重讀”。對此，白隨寶解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成績太差”。
上午8時10分，正在教室里自習的賀露突然從教室里沖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樹前，敲響了掛在樹上的一個生銹的鐵鈴鐺——下課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鈴的。”賀露笑著，露出兩顆兔牙。自從一個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著的那塊黑色電子表，他主動承擔起了打鈴的任務。“如果不打鈴，就不知道啥時候上課，啥時候玩了。”賀露說。其實，學校以前有電鈴，后來壞了，就再也沒修好。
上午一節數學課，一節語文課。語文老師沒來，五年級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習。另外兩孔窯洞內，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幾個孩子依然沒有停止打鬧。賀露似乎沒法讓自己靜下來學習，隔一會兒就抬起手腕，看看幾點了。
其實，和同齡人相比，這個14歲的小男孩眼中的學校少了本該有的東西，廣播操已經好久不做了，缺少的還有家長會、聯歡會等本該有的活動。
不過，經常去縣城的賀露比他的同學見識廣、本事多一點：他會簡單地用電腦，還會打字、玩游戲。
學校“單純”地只剩下了上課。雖然每天安排了六節課，但孩子們開設的課程卻極為簡單。除了語文、數學等縣上統考的科目外，美術、音樂等課程一概沒有。體育課倒是開的，因為人數少，只好將全校的學生集中起來上，發給籃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們在校園里嬉戲。
和城里的小學生不同，他們不用參加英語考試。因為英語老師一直請不來，本該三年級就開始的這門課程一直沒開，考試也就自然取消了。
對于外面的東西，“差生”賀露還是有一絲向往的。今年“六一”兒童節，學校放假一天。后來，賀露聽轉到城里上學的小伙伴兒說，他們的學校在“六一”節辦晚會，表演節目，羨慕得不行。
一部鄉村學校的衰亡史
上午9時，放學了。白隨寶回到宿舍，打開電蒸汽爐，加熱放在里面的兩個饅頭和一碗小米紅豆稀飯。那是他的早飯。
早飯是他從家里帶來的。自從到外村教書，白隨寶的日子就變成了這樣：每天早上，他會帶上老伴兒準備好的早飯趕赴學校，早上上完課在學校里熱熱吃，下午放學回家再吃一頓現成的。
從老師、學生和村民們的講述中，記者拼湊出了一段紅旗小學不完整的歷史。這所學校建于上世紀60年代，村子50多歲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學校里讀過書。1976年，學校還辦過一年初中。90年代初，學生人數曾多達400人。
可是，從本世紀初開始，學生人數開始逐年下降。2004年，白隨寶調到紅旗小學時，雖然還有七八十個學生，但已經出現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隱憂，七八十個學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級，低年級一個班才三四個。
另一個讓他們擔憂的事實是：優秀的學生不斷地向縣城學校流動。2007年，學生中還能發現幾個好苗子；2008年，考過全鄉第一；但從今年開始，剩下的這些學生已經讓他沒了信心，“好學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實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窮走不了的”。
期中考試，賀露的數學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幾個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學生如今變成最好的了。”白隨寶說。而今，這位有著30多年教齡的老教師只能靠回憶，才能拾起當老師的那份榮耀。
白隨寶的家在清澗縣下十二里鋪鄧家溝村，騎摩托車到紅旗小學需要半小時。1974年，村里有個小學，還有七八十個學生，但“老師請不來”。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剛剛高中畢業的白隨寶，希望他去教孩子們。
他應了下來，當上了民辦教師，一天10個工分，“頂得上一個好勞力”。再后來，不掙工分了，每月工資是30塊錢，直到1994年轉成公辦教師，他的工資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當年“人丁”興旺日子，白隨寶眼里泛光，“學生多了，就容易發現好苗子，哪個老師不愿意教好學生？”
一直以來，全縣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學都面向全縣招收“重點班”學生。白隨寶帶畢業班，幾乎每年都能考上一兩個。最多的一次，全鄉總共考進去了6個，其中4個都是他的學生。考上縣重點班的學生，家長會請老師到家里吃飯，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
白隨寶家里，至今保存著那些見證了他輝煌教學業績的憑證。“學習標兵”，全縣第一、第三的榮譽證書，“縣模范教師”。最近這些年，他已經換了三所學校。而如今的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
學校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下午快上課時，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孩子終于等來了兩個老師：53歲的賀有春和48歲的惠紅。“上午有要緊事。”賀有春連忙解釋。他的兒子要在縣城買窯洞，需要3萬元，家里錢不夠，他去銀行辦貸款手續。而另一個老師惠紅說，最近身體很不舒服，總是頭疼，而且記性變得很差。
五年級下午是自習。白隨寶在辦公室靜靜地坐著。3個作業本早已批改完。
三年級教室里，賀有春干脆坐在兩個孩子對面，給他們輔導。另一間教室里，惠紅正在帶領孩子們朗讀課文《恐龍的滅絕》。他的普通話不標準，學生們也自然跟著他的腔調讀著。
老師們的“狀態”讓家長越來越不滿意。“現在的學校不像學校了，娃娃禮拜一、禮拜二去上學，經常沒老師；娃娃不去上學，老師也不問。”賀露的父親抱怨。
這位父親對自己的兒子并無太多期望，只希望他順利讀完初中，然后學門手藝或者做生意。可他現在擔心，“娃在學校里啥也學不到。”他想讓賀露轉學，但具體去哪兒還沒想好。
學校的發展陷入了“惡性循環”。學生越少，家長就越沒信心，繼而造成更多的生源流失。家住學校隔壁的白永霞在縣城租了一間房子，專供上高中的二女兒和上小學的兒子讀書。“村里的學校不行，娃自己想出去。”
孩子們走得幾乎沒有征兆，家長不會和學校打招呼。今天春節開學，到紅旗小學報名的還有11個孩子。到了5月份，又走掉一個。走掉的這個是幼兒班新入學的孩子。聽說，孩子的父母在北京打工，就接到北京上學去了。“有時，也能聽到點兒風聲。”三年級數學老師劉祝蘭說。46歲的她是六名老師中年齡最小的，也是學校里唯一的民辦教師，就住在村里。
2008年快放暑假時，劉祝蘭聽說下劉家川村的一個女學生要轉學。這個女孩學習成績不錯，她想留住她。于是，就跑到女孩家里苦口婆心地勸說，但還是走了。起初，老師們會勸留，但“要走的，勸也勸不住”，后來也就不勸了。另外，他們也自感底氣不足，“城里條件畢竟比這里好”。
快放假了，賀露聽說，學校里僅存的10個學生中，除了實在走不了的，下半年基本上都有了轉學的打算。“沒有學生了，我們給誰上課？”平時沒事時，老師們也會談起這個話題。“萬一別的學生留不住，就讓我的孩子留下來，就不信了，咱幾個老婆老漢能教不好？”劉祝蘭說。
聽到這話的老師通常笑笑，以為她在開玩笑。學校里能走的“好苗子”都走了，劉祝蘭上小學三年級的兒子賀賢，如今是這個學校里成績最好、最有希望考上縣中學重點班的苗子。
劉祝蘭之所以沒讓兒子去城里讀書，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原來，1989年就到這所學校當老師的她也自學了大專文憑，就因為教齡不夠，錯過了轉公辦教師的機會。
她走不了，兒子也就走不了。“去了城里，沒人照看。”不過，最近她也開始動搖了。“再等等，如果轉不了，我就辭職，陪孩子到城里讀書。”
“誰住校,誰就掏錢買煤”
紅旗小學的狀況在這個陜北縣城的鄉村小學中，并非個案。
今年6月，記者到訪下二十里鋪鄉十里鋪小學時，這所學校只剩下了9個老師和4個學生。而4個學生中的3個，來自一個家庭。
聽說有人來，校長趙靜騎著摩托車急匆匆地從縣城趕來。他說學校曾是全縣“普九”重點建設的小學之一，投資了7萬多元，修繕了校舍，建了圖書室，還配備了遠程教育設施。
如今，校園依舊嶄新，但學生沒了。圖書室、少先隊活動室、遠程教育室落滿了灰塵，顯然已很久沒有用過。而且，閑置的遠程教育設備“某種程度上成了學校的負擔”。一年多以前，鄉里一所學校丟了電腦。后來，那個校長就被免了。
十里鋪小學距離縣城近，老師們都住在城里，以前學生多的時候，還從村里請了一個看大門的，一個月100元；后來，學生沒了，人頭經費也沒了，最終也將看大門的辭了。為了防盜，學校只好將貴重設備“藏”了起來。
趙靜用“家庭條件差”來形容4個學生。9個老師的課程如何安排，確實成了難題，“不能讓哪個老師沒課啊！”于是，孩子們的課程都“排滿”了，語文、英語、美術、音樂、體育，樣樣都開。
從十里鋪村旁邊深溝里進去，位于韓家鹼村的向陽小學，學生也所剩無幾。
學校就在路邊上。破敗的窯洞，沒有校牌，空中飄揚的五星紅旗提示：這里的確是一所學校。旗桿下的石臺上，兩個五六歲的小男孩趴在上面寫著作業。
一孔窯洞的門開著，3個年齡50多歲的男老師正在閑聊。“剛上完課，寫作業呢。”一個名叫王永貴的老師說，3個男孩是這里所有的學生，學前班2個，一年級1個。加上4名年齡最小42歲、最大的已經55歲的老師，就是這所學校所有的成員。
學校的窯洞最多的時候有20孔。后來，沒有學生了，村上就賣了一部分；而今，距離學校不遠處的窯洞被滑坡的黃土掩埋，已經廢棄。校園里的8孔窯洞，實際利用的并不多：一間教師宿舍，一間教室。
教室實際也利用得不多。只剩下了3個孩子，老師干脆在宿舍里掛了一塊小黑板，孩子們坐在小板凳上上課。比起空蕩蕩的教室，這里似乎顯得更有人氣。有時，連黑板也用不上，老師直接手把手地教孩子。
記者探訪時正值盛夏，老師們便開始為冬季發愁。3個學生，就意味著一學期的經費只有三四百塊。緊著花，也只夠教學用具、電費和日常開銷。陜北的冬天酷冷難耐，哪兒來的錢買煤呢？
無奈，幾個人商議了一番決定：每天回家住，“如果誰要住學校，誰就掏錢買煤”。
學校撤了年輕老師擔心出路 所有的人都相信，如此下去，撤校是必然的。
清澗縣教育局的統計數字顯示：2005年，全縣學生多達4萬多；目前這個數字是26138人。清澗縣教育局黨委副書記惠永寧說，將來全縣學校發展的趨勢是“一鄉一校”，也就是一個鄉鎮一所中心小學，有條件的可以辦成九年制學校；而初中，主要集中在縣城。“學校撤了，我們怎么辦？”記者采訪中，老師們大多擔心這個，尤其是年輕老師。“考評、考核、考試；轉崗、待崗、下崗，這可能是老師們將來的出路。”下二十里鋪鄉九年制學校校長張建寧說，這是縣教育局的設想。
雖然有的老師將面臨“下崗”的壓力，但惠永寧認為，全縣雖然有1970名專職教師，但依然存在“結構性短缺”的問題，美術、音樂等科目老師還很缺乏。
面對鄉村小學相繼撤并的現實，擔心的不只是老師，還有一些貧困家庭。“撤了，娃娃到哪兒上學去？”39歲的任金畢有些擔憂。他的兒子正是紅旗小學那個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任旭。
早在記者第一次到紅旗小學采訪時，任金畢不知從哪里聽說了，就騎著摩托車匆匆趕到學校。“你看，能不能想辦法幫娃娃把病治了。”他跟記者說。10歲的任旭，出生10個月時就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當時，醫生說做這個手術需要4萬元。可他家哪兒來那么多錢，于是，做手術的事就擱置下來。一直以來，他在外打工，妻子在村里幫人加工粉條，一年下來，也就掙一萬多。但兒子每年打針吃藥就要花去四五千，家里實在支撐不下去。任金畢就買了針，自己給兒子打。
看著村里光景好點的人家的孩子都出去上學了，任金畢也想過，讓兒子出去。但算了算開支，又擔心兒子的身體，就放棄了。如今，他又多了一種擔心：學校撤了，兒子沒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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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自己愿意打鈴的。如果不打鈴，就不知道啥時候上課，啥時候玩了。”
——清澗縣下二十里鋪鄉紅旗小學學生賀露。學生沒了，學校秩序也沒了，就連上下課打鈴這樣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這個14歲的“孩子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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