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1月27日09:28 中國青年報
南山書院舊址
吳氏族譜
一座村莊的教育血脈
從北京西站坐K571次列車，24小時抵達福建西部的連城縣朋口鎮，再從朋口坐20分鐘的汽車，便到了宣和鄉培田村。穿過村口的石牌坊和風水林，一條石砌的村道一直通到村邊。
據族譜上記載，培田村的祖先自元末由中原南遷至此地。經過近千年的生息繁衍，到清末時，已形成一個有300多戶、1000多人口的村莊。村內有30余幢建于明清時期的高堂華屋、21座祖祠、5個古書院、2座跨街牌坊和一條千米古街，共同組成一個相連成群、布局講究的建筑群落，總面積達7萬平方米。
這個建筑風貌保存良好的山村不但是一座活的農耕文明的寶庫，更印證著中國民間教育曾有過的輝煌。當年，這里既有以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為核心的傳統仕子教育，也衍生出以培訓生產技能、生活禮儀為任務的鄉土教育，兩者相互交匯、融通，構成了明清時期培田獨特的人文圖景，也帶給21世紀中國教育改革深遠的啟示。
中國鄉村存在著一種更為生動活潑的鄉土教育
培田原名“賴屋”，據說最早在村中落戶的人家姓賴。培田吳氏三世祖遷居于此之后，將其改名為培田。《禮記·中庸》云“故栽者，培之”，其中也蘊涵了培田人重視教育、重視人才的意識。
據族譜記載，培田第一所學堂叫“石頭丘草堂”，創建于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為吳氏七世祖出資興建。之后村中吳姓族人相繼仿效，以“房”為單位爭相設塾立館，自此開培田興教辦學之風。
明清兩代培田有書院9個：肖泉公書館、十倍山學堂、白學堂、義屋學堂、伴山公館、巖子前學堂、清寧寨學堂、南山書院、紫陽書院。一些族人還將住家辟為私塾，如第十九世的吳氏二兄弟將住宅中一花廳辟為私塾，“池蘭馥郁，圖書翰墨，雅致宜人”。此外，村中還有家塾5處，童蒙、蒙館9所，以及接近于專業教育的“鋤經別墅”、“修竹樓”和婦女學館“容膝居”等。這些書院、蒙館與家塾遍布村中。彼時全村有“十戶一塾，一戶十匾”之稱，處處可聞瑯瑯書聲。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鋤經別墅”、“修竹樓”和“容膝居”。鋤經別墅建于明朝后期。“鋤經”兩字顧名思義，與耕田種地有關。別墅的門聯為“半畝硯田馀菽粟，數椽瓦屋課桑麻”。明代培田村民經常在此請經驗豐富的老農向晚輩新手傳授種田經驗，頗似今天的農業耕作技術講座。
到了清初，村里又增加了手工技藝教育方面的內容。這就是建于康熙年間的“修竹樓”。門口有楹聯：“非關避暑才修竹，豈為藏書始筑樓。”修竹樓以交流手工藝為主，培田祖先精湛的泥、木、雕、塑、剪、編織等民間技藝大都源于此。當時推動這一工作的是族內的文昌社。其總理(即負責人)“每逢作課，親臨監督，雖事劇必構一藝，以為倡，呈請先達評定甲乙優加獎賞”，可見其認真程度。
至于容膝居則更令人稱奇。容膝居建于清嘉慶年間，為吳氏十八世祖吳昌同捐資建造。“容膝”兩字源于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據說，當年培田村一位姑娘出嫁他鄉后不久，即被“休”了回來。經了解，才知是該姑娘缺乏生理衛生方面的常識，導致夫妻之間房事不諧。由此，培田村民將“容膝居”辟為向族內女性傳授生理衛生知識之場所，請老年婦女向待嫁姑娘講授婚育知識。這大約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婚育學校。在“容膝居”天井照壁上，至今赫然書有“可談風月”4個大字。
不過，據村中一位80多歲、當年參加過婦女學堂學習的羅蘭芬老人說，辦學堂是為了讓嫁出去的女兒和娶進來的媳婦都能知書達理，掌握必要的生活知識和日常禮儀，以便與大戶人家的身份相稱。據記載，光緒年間新教育興起，學堂曾由長汀縣督學親自批準并注冊。為此，縣里還專程派人來村里檢查學員人數、教師情況、講授內容等。據老人回憶，學堂的學習內容很多，主要是學文化，有寫字、讀書，還有算術。學算術是為了能記賬，同時也幫助那些失去丈夫的婦女管理家產。此外也學女工，如繡花、剪紙、制衣、做鞋等；還學做家務，如洗衣做飯、養豬養雞、紡線織布……當然也包括一些婚育知識。最有意思的是，在學習之余，學堂還組織姑娘、媳婦排練小戲，如《小姑賢》、《孔雀東南飛》等。學員中既有過門不久的媳婦，也有待嫁的閨女，還有年輕的寡婦，最大的二十六、七歲，小的十七、八歲。這所學堂一直辦到上世紀30年代，其建筑至今保留著。
“容膝居”、“修竹樓”與“鋤經別墅”這幾所學校的存在令人想到，在“學而優則仕”的封建“主流教育”之外，明清時期的中國鄉村還存在著另一種更為生動活潑的鄉土教育。它如田頭地角開放的野花，與“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科舉教育形成互補，構成了傳統中國鄉村教育多元而開放的人文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既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的折射，也是孔夫子“有教無類”教育理想的生動實踐。它帶給我們對傳統中國教育新的認知，并因此聯想起20世紀30年代陶行知倡導的“生活教育”與“平民教育”運動。
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的傳統還是居于首位
當然，在培田村，讀書做官，光宗耀祖的傳統還是居于首位。培田各類學館講授的課程依官定為基礎，大致分為“識字“、“實用”、“知禮”、“明經”4類。識字、實用的有《人家實用》、《千字文》。知禮、明經類的有《三字經》、《大增廣》、《幼學瓊林》，還有統稱“十三經”的《易經》、《書經》、《詩經》等經典，還有朱熹的《四書集注》，另外還要學習唐詩、宋詞、書法，以及必考的八股文。
培田村歷史上的9所書院中，南山書院的規模和影響最大。書院前身即為石頭丘草堂。明代兵部尚書裴應章曾為草堂題聯：“距汀城郭歲百里，入孔門墻第一家。”清中期以后南山書院替代石頭丘草堂成為家族書院，取名于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據村人說，清同治年間南山書院就已是附近一帶有名的學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邊村莊有錢人家的孩子都來入讀，一年學費要四、五擔谷子，甚至還有從長汀縣來的。
南山書院占地面積1980平方米，內有9間教室，還有藏書室、老師宿舍、學生宿舍、廚房、雜物房等，一應設施俱全。書院的選址也頗費心思，位于村北面的一個小山坑內，背后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梁將其與村子隔開，使其自成天下。傳說乾隆年間紀曉嵐到培田視察時曾在此住宿兩天，對書院的清幽環境贊賞不絕。
不過，跟今天的所謂“名校”一樣，書院之所以名聞遐邇，主要還是因為師資與教學質量。還在其前身石頭丘草堂創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遠千里請來浙江臺州籍進士出身的謝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間，村里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來執教席。到了清后期，族人吳昌同兄弟延請福建寧化名儒曾瑞春來書院授課。當時培田吳氏先人“到處延訪名師，教誨諸子”，一時蔚成風氣。曾瑞春除了在書院授課之外，還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為子弟授業解惑，當時稱“點教”。曾瑞春在南山書院任教10年之后，吳昌同贈盤纏，助其赴京應試。曾瑞春不負所望，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他后來舊地重游，應約撰寫了《南山書院記》，并慨然題聯于壁：“十年前講貫斯庭綠野當軒寶樹茲培齊兢爽，百里外潛修此地青云得路玉堂清潔待相隨。”當時的培田村“義塾有名師，賓榻有上客，水軒竹院有鴻儒”，可謂極一時之盛。
在培田吳氏族譜上還記載這樣一樁軼事。“高祖延素堂邱振芳先生掌南山，朔望冠帶請安善飲，雞畜任取。一晚談及瑞邑(汀州城)肉蔗(一種肉干)味美，歸即著往市，第三晨出供，先生謂：‘吾廚亦能此乎！’以實告。先生嘆曰：‘兩夜一日得二百里外物，仆誠健矣！抑君何殷勤至斯！’”培田人以此作為美談，對后輩兒孫津津樂道。
名師們受此禮遇，自然知恩圖報，勉力教學。福州才子邱振芳應聘南山書院后，從教三年，書院首開文科，其弟子中先后有一人中舉，二人參加省試入取“歲進士”等。從此南山書院名聲大振。書院從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創辦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據統計，由此步入仕途的國學生、貢生、秀才、舉人、武進士等有120多人，其中達至五品與三品銜的有9人，應了明代兵部尚書裴應章“距汀城郭歲百里，入孔門墻第一家”之美譽。
而另一方面，這些名師也為培田村培養了一批本鄉本土的師資。村中一些未能科舉入仕而留在鄉土的名士成了強大的師資后備力量。如第十九代吳泰均就是遠近聞名的教書先生。據說吳泰均年少家貧，好讀書，聰穎異常，“進泮后，舌耕為業。刪《禮記》、《左傳》、《周禮》，手抄授徒。長(汀)連(城)兩邑，游其門者甚眾。一時春風化雨，游庠食餼者不下數十人”。族人吳昌同“素重先生(吳泰均)品學，延主南山書院講席”。
除了延請名師碩儒來鄉教學之外，培田吳氏族人還將子弟送往他鄉游學。如第十六代吳一滋投長汀城一名儒門下，第十九代吳漢均慕名送子到本邑有名的雕版之鄉四堡村鰲峰書院讀書，第十九代吳世堯，曾先后師從過4位名師。
“水如環帶山如筆，家有藏書隴有田”，培田村繼述堂門前的這副對聯道出了培田吳氏族人世世代代的耕讀理想。培田村家家戶戶均有藏書。當時村中還建有兩個藏書樓：一為明末清初修建的“藏珍樓”，藏書數不詳；一為同治年間建的“馥軒樓”，藏書兩萬余冊。前者被太平軍一把火毀掉，后者于文革初期，被用籮筐全部挑到禾場上燒掉了。
中國文化崇尚文韜武略，文武雙全。明清時期的培田還有習武傳統，村中辦有集勛廠武校、化成廠武校兩所武術學校。村民們忙時白天下地干農活，晚上到禾場上挑燈習武，農閑時則練習更勤，至今集勛廠武館舊址門口還放著當年練武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塊，上面還有長期抓摸留下的手印。明清時期培田吳氏家族出了郡武庠生3人，邑武庠生16人，武舉1人，武進士1人，獲有軍功者6人。這個傳統至今還保留著，前幾年村小還有武術課。
至德居的院墻
以興養立教為己任的村落自治 明清時期的培田屬于典型的中國鄉村宗法制社會，有著健全而發達的鄉村自治系統。而培田的村落自治還有一個特點，即以興養立教為己任。 清同治年間，盡管尊師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風氣，但延請先生，赴縣、省、京應試畢竟是一筆可觀的花銷。族中一些學業優良的貧寒子弟無力負擔，被迫棄學務農，或外出經商。當時族中雖有義倉，用來救荒濟貧，但尚未有義學。族人衍慶堂五亭公考慮到“吾鄉雖有義倉，而實業無多，恐形支絀，且有養無教，尚留遺憾”，遂慨然表示“以興養立教為己任”，未及實施便赍志以歿。其夫人遵其遺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內良田30余畝，充作義學資金，稱為“經蒙田”。其后，村中3位家資富有的族人吳華年、吳震濤、吳拔楨相繼仿效，“立捐義倉義學田字據執照”，并鄭重聲明：“永為族中義學公用，不得別用”，以“期望教養有資，人才輩出”。 這兩代吳氏族人的共同努力，為培田村興養立教奠定了物質保障基礎，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吳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專門用于文教與科舉事業的族產。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計專門設立了“經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30擔。南山書院每年的經費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擔的。全村最多時義學田年收租谷達6000擔，用于放貸后年年生利，本金不動，為興養立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培田族紳吳愛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經蒙田說》中說：“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學；學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類不能無終窶之嗟；枵其腹而誦，聲如金石者有幾人哉！此苦學又不可無資助也。”這番話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舉的良苦用心。據族譜記載，當時培田村的義田分為：祭田、經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稅田、義田。對此，培田村《南邨公嘗租跋》中這樣解釋：“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綿子孫也；流稅者，所以濟衣食也；經蒙田，所以篤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進也；義田者，所以宏獎賞也。不寧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孫，有子孫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進，有上進而后有獎賞。六者有相循之義，無可缺之。”在今天看來，正是這樣一個有機的循環系統維持了生生不息、綿延五千年的農耕文明。 培田人對于興養立教的考慮可謂周詳之至。清代后期，為便于族中學子上府治汀城(現長汀縣，當時培田屬長汀)應試，培田吳氏族人在長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與南村公祠，為培田學子提供一個赴考的棲停場所。福州與培田相距千里，“大凡赴省、鄉試者，賃屋艱難”，村中兩位族人吳泰均、吳昌同又共同捐資在福州購屋，辟為“吳氏省垣試館”，不僅培田吳氏子弟，一府所屬“八邑之凡姓吳者”，赴省應試，一律免費提供食宿。 為了使興養立教的傳統能夠代代相傳，培田一代代吳氏家族不斷完善管理機制。清后期，經由十九世引齋公諸兄弟牽頭，重新修訂了助學獎勵制度，其中對經蒙田的獎勵分配做了十分詳盡的規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勻給。入館者收一份，入經館而與考者收二份。入經館而不與考者，只收一份；與考而不入經館者為師設館亦收二份；有先捐監職，而復考童試者，既以監職收租，即不得跨收館租谷。庶息紛爭，以昭平允。”新修訂的制度還把在學無人、捐納無人也納入了考慮，做到“本末兼該，先后不紊亂，一切章程，了如指掌”。新修訂的制度除了對參加庭試、鄉試、會試的學子給予獎勵外，也還獎勵參加縣試、府試、鄉試、會試的成績突出者。如： 文武鄉試每貼闈費銀三兩五錢正； 文武會試每貼闈費銀50元； 文武舉人每貼花幣銀100元正； …… 狀元、榜眼、探花則可得獎勵花幣銀200元正。 彼時1元可買稻谷180斤。 尤為難得的是，培田村民不固守陳規，“因時變通”。清末光緒年間“創行新政，停科舉、立學堂，主以中學輔以西學”。培田村隨即擬就適應形勢的《續議新章》，開列出小學、中學、大學、甚至留學各等獎學金。另外，對于族內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留學的畢業生，分裔資谷或春節祭祖分豬肉時，按1∶2∶3∶4∶8的比例分配。這種獎勵制度一直延續到1950年。 學而優則仕和鄉土教育兩者并重，相互交匯、融通 一個世紀過去，如今，當你在村巷中徜徉，你仍然可以看到培田村當年興養立教的斐然成就：那些幸存下來的布滿滄桑的牌坊、門樓、匾額、旌表、楹聯……仿佛在無言地印證著一段歷史，并在你心中勾勒出百年前一個中國南方鄉村的人文圖景。 而這幅圖景的色彩之斑斕無疑會令你感慨。 在培田村，村中的地坪與街巷全部用鵝卵石鋪成。當年的工匠們不但懂得就地取材，并且還利用鵝卵石的不同色澤與形狀，鑲嵌出各式各樣的花紋與圖案，如“鶴鹿同春”、“雙鳳朝陽“、“如意結”等，圖案的華美雍容與鵝卵石的質樸天然亦“文”亦“野”，清新而別致，顯示著士大夫文化與鄉土文化的自然融合。 村中的每一幢院落都冠有堂號。如雙灼堂，取自《詩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繼述堂取自《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務本堂取自《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外還有敦樸堂、濟美堂、三讓堂等。在這些院落中，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大量楹聯。如繼述堂的大門對聯為“門外有山堪架筆，庭中無處不堆書”；官廳中堂的楹聯為“行仁義事，存忠孝心”；至德居門對著村中的千米古街，門聯為“庭中蘭蕙秀，戶外市塵囂”，最令人回味的一處小天井墻上的對聯，上聯為“悅目時風來花舞”，下聯為“會心處魚躍鏡開”，橫批是“天光云影”。而就在這么一方小小的天井里，有陽光，有清風，有蘭草，有魚池，還有雋永的詩文。一代代的婆姨們就在天井里淘米洗菜，忙碌著鄉村人家的日子。 培田吳氏家族雖然世代以讀書做官為榮，卻并不輕視經商，即并不視讀書入仕為唯一出路，家訓中倡導：“農工商賈，勉勵乃事。”族譜中記載了好幾位因經商致富而貢獻鄉梓的族人。如族人平岡公曾說，“予私念家口益增，用度不給，赴闈一次，棄而經商”，后“數年致貲巨萬”。族人五亭公“自揣產業無幾，讀書不得志，終作老蠹魚，遂納粟入監，棄儒經商，在連邑(連城)開張布號”。村中首富吳昌同咸豐年間在汀州、連城開設了許多店鋪，僅廣東潮汕就擁有12家商號。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這些因科舉受挫改而經商的族人具備良好的文化素養，眼光更遠，頭腦敏捷，故善于捕捉商機。而一旦成了富商巨賈之后，他們除了為自己興建華堂大宅之外，還不約而同地慷慨解囊，捐資倡學，襄助公益，也自然成為村落自治系統的中堅力量和文化生活的核心。 在他們的倡導下，當時村中相繼出現各種公益與文教結社組織，前者如拯嬰社(專門收養被遺棄女嬰)、大和山道堂(戒毒所)等，后者如孔圣會、文昌社、朱子惜字社等。這些結社的經費均為房族或社員個人捐助，有田產，還有嚴格的財務管理，且經營有方，年年生息，資產不斷遞增，頗似當今的基金會。社員間還經常有雅集，相與唱和，談詩論文，對營造村落崇文重教的文化氣氛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朱子惜字社社旨中倡明“夫敬圣賢先須敬字，褻字即褻圣賢。茲除祭需外，所有余資，每朔望雇工收買人家廢字，撿拾路上棄紙”。 培田村當時的經濟生活也十分活躍。村子東、西、北3面有大山環抱，盛產竹木。培田人很早就開始經營木材生意，并利用竹子發展造紙業。清道光年間，培田的竹木業、造紙業產量達到頂峰，周圍山垅間大小紙坊有300多座，年產土紙上萬擔，獲利過萬金。而培田的織布業也與當地出產的藍靛和苧麻分不開，舊時家家都有織布機。至清代中晚期，培田有了織布廠，最多時廠里有十幾架織布機。布的質地細密，顏色純正，市場銷路極好。當時村中種藍制藍、染布織布成了一條龍，并且吸引了外地人攜家帶口來村里種藍制藍。 從今天看來，培田的這一切既與興養立教的村落自治傳統分不開，也與學而優則仕和鄉土教育(生活教育)兩者并重分不開。前者進取，后者務實。前者達則兼濟天下，后者退則獨善其身。它們猶如兩股泉水，相互交匯、融通，構成了明清時期培田獨特的人文圖景，也帶給21世紀中國教育改革深遠的啟示。 如今的培田崇文重教遺風尚在。村中有位名叫吳烈的農民，其太爺爺是貢生，爺爺是民國長汀中學畢業生，父親是長汀師范學校畢業，土改時家里被評為地主(據說全村有一半多人家被評為地主)。他從小跟著爺爺、父親念書識字，且愛好書法，現在忙時下地干活，閑時以書法自娛，家中四壁掛滿了自己的書法作品。他練字的書案一角，扣著一頂下地用的破草帽。 村里也還時興貼對聯，如一戶人家廳堂上書著“干國家事，讀圣賢書”，另一戶大門口則寫著“愛情因勞動美好，青春靠知識閃光”，橫批為”幸福家庭”，紅紙黑字，貼在原先的磚刻門聯上。 一所所鄉村學校相繼關閉，隨之被切斷的是一個個村莊的歷史傳統與人文血脈 中國的傳統是學在民間，培田村便是一個佐證。在有漢以來的兩千多年歷史長河中，正是如此發達的民間教育“根系”在維系著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運轉——為其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也維系著五千年的文化命脈于不墜。 1905年，新教育進入中國，培田村仍然在教育方面保持著超前的趨勢。南山書院改名為“培田兩等小學堂”，是當時長汀縣第一所民辦完全小學，創辦者即首任校長、廩生吳鎮濤，課程也從原來的四書五經改為語文、算術、公民、歷史、音樂、圖畫等，教學方法則從傳統的點教式改為課堂教學。原先村落中的各家私塾也逐漸歸并到新式小學中來。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學校又改名為“長汀縣南宣鄉區中心學校”。畢業的學生中，有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的吳建德、吳愛群，赴法國勤工儉學的吳乃青、吳暾、吳樹均，還有黃埔軍校生3人。吳乃青留法回國后兼任校長，進行教學改革，宣傳新思想和新文化。 1920年前后，由于學生數不斷增加，原南山書院不敷使用，由吳氏宗族出資，在書院下操場另蓋新校舍，1940年前后落成。新校舍因被稱為“洋樓”而遠近聞名。據統計，從1906年~1949年，培田學校共培養出小學畢業生400余人。當時教學經費依然靠族中衍慶堂及南村公祠的六、七十擔田租維持。學校解放前夕最后一任校長為吳蓉永，土改時被劃為地主成分，1961年活活餓死家中。 解放后，1956年培田村從長汀縣劃歸連城縣，校名也隨之改為“連城縣宣和鄉培田小學”。這時期的生源，除了培田本村之外，還有附近10余所村莊的學生。 1966年，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降臨了，天高皇帝遠的培田也未能幸免，馥軒樓數以萬冊的藏書和村中數以千計的牌匾化為禾場上的熊熊火光。但傳統就像地下河的水，一遇時機便擇地而出。1970年代擔任村支書的吳來星初中畢業，因當時村小附設初中班，教師不夠，他利用手中的職權，聘請村中的四類分子和右派分子擔任教師。他們中，有解放前教過書的“地主子女”，有被打成右派后開除公職回鄉監督勞動的原長汀縣中心小學教師，還有一位西安交大肄業學生，因饑餓難耐“偷”了學校食堂一個饅頭被開除學籍回鄉。吳來星不但發給他們工資(折成一天10個工分，為當時最強勞力所得)，還吩咐他們不要“背包袱”，每月初一、十五仍舊到大隊部聽候訓話，平時則在學校安心教書。那年學校初中部參加全縣統考得了第二名，吳來星動用1000元村產給予他們獎勵(當時也算是“巨獎”)。這些“特殊教師”一直教到1980年代初中部被取消為止。 據統計，解放后，培田培養的讀書人中，不少都從事中小學教育，在20世紀80年代，當地所在宣和鄉各小學中，幾乎清一色的校長為培田人，連縣一中的校長也是培田人。當時培田村小學學生數257人，其中寄宿生70人左右，為解放后培田教育全盛時期。 但變化還是不可阻擋地到來。據1988~1995年擔任培田小學校長的吳美熙說，村小的真正衰落是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的。1999年，縣教育局派副局長下來做工作，提出將宣和鄉11所村完小合并到3所鄉中心學校的意向，以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學質量。當時各村干部開會商量，一致提出反對。尤其是有500年辦學歷史的培田村，更是從感情上無法接受。村干部們說，自古都是人家外村孩子到我們這里讀書，哪有我們村的孩子跑到人家那里念書的？為了保住村完小，各村干部想盡辦法，籌資辦學，以使教學設施達到各項國家驗收標準，因此欠下了不同程度的債務。培田村干部更是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所欠下的債務至今還沒還清。 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進一步落實，村中出生率逐年下降；外出打工的人數也逐年增多，越來越多的孩子隨父母進城讀書。并且，由于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一些家境好的家長也紛紛把孩子送到教育質量更好的鄉小學或縣小學讀書。培田小學的學生數日趨下降，先是停辦了幼兒班，2008年又遵上級指示，將小學四、五、六年級合并到鄉中心小學。 如今的培田小學只有3個年級，共25個學生，4位老師。現任校長無奈地說，這25個學生恐怕也保不住，不出3年學校就會關門大吉。他分析原因，其中提到教師輪換太頻繁，而這又與待遇有關，比如同一個級別的教師，連城縣比龍巖市每月工資少1000多元，比廈門市少的則更多。他因此總結道：歸根結底是國家教育投入不均衡。 溫州文成縣李山村的老人們說：學校沒有了，村子也沒希望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叢書》中文版導論中說：“教育是一個民族的‘神經系統’，是一個民族傳統與期望的最好表達。”500年前，培田先人以“興養立教”為己任，書寫了中國民間教育史上的瑰麗篇章。而今天中國的現實是，一所所鄉村學校相繼關閉，隨之被切斷的是一個個村莊的歷史傳統與人文血脈。培田村一旦失去了與村落建筑相依存的獨特的人文生態，將只剩下一個沒有靈魂與血肉的軀殼，成為供人“到此一游”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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