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2月16日 08:47:09 來源：中國青年報
目前，教育界有個令人擔憂的問題：人們忙著譴責學術造假、學術剽竊、學術腐敗，對于教材編寫過程中的不端行為，卻有極高的容忍度。
攢本教材評職稱
河北省一所大學的青年教師楊威(化名)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稱為“攢書”。他參與編寫的教材仍在使用，雖然他“直到現在都不認為是本好書”。
當時，幾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給出版社一萬多元，買了一個書號。教材印刷了1000冊，出版社一本沒留，全給了作者，讓他們自產自銷。“聽說有的老師先把教材發給學生，再收錢，這樣書就不能退了。我們沒做這么狠”。不夠狠的結果是，這書只賣出100多本。
但楊威還是興致勃勃地參與了下一本教材的編寫，“把以前的書貼過來就是了。教材東拼西湊的特別多，‘編’不是‘著’，所以可以抄”。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長遲寶東說，與學術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質量開玩笑，就是誤人子弟，拿國家的未來開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難編的，既要反映學術成果，又要適合教學活動，要為教學活動做種種的設計”。
他認為，教材抄襲很難界定，“把章節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書”，而且很少有人去認真比對，抄襲的發現和取證都非常困難。
在普通高校，教師名下的教材，也是評職稱的砝碼。國家級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教授顧沛說，有人把這類教材叫做“職稱教材”。不光普通大學看得很重，在名校的課程考核評比中，自編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職稱教材”走了，“評獎教材”來了。
因此，在任何層次的學校，教師都有自編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絕現成的優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為了“教材更有針對性”。
以出版換市場
有的時候，教材作者連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純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一家出版社的編輯說，有一名大學教師想把講義變成公開發售的教材，自費出書，自己包銷。這名教師的底氣是，每屆學生有500人修這門課，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一般錢給到位了就給出了，確實不知道寫的到底咋樣”。“我比較擔憂的就是，現在學校選用教材越來越進入無序的狀態”，遲寶東說。基礎課、公共課教材，由于數量巨大，“錢”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師寧可舍棄國家級的優秀教材，也要自己攢一本，賣給本校學生。
有位出版界人士說，教材進入高校的渠道過去由學校教材科一手掌握，五六年前，國家整頓教材科，選教材的權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課老師手里。
一些出版社開始拉攏任課老師，請教師自己編書，再賣給自己的學生，許以高額版稅或稿酬。有的出版社還以“研討”活動的名義，邀請各校任課教師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國旅游。
還有出版社先找人編完一本公共課教材，再分別與各高校任課教師接觸，為了打進甲校市場，請甲校教師掛名“主編”，還白給報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編”就換成了乙校的教師。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學會的名義向很多高校學生處發了一紙通知，稱將組織編寫一本就業指導類的教材，開出條件：使用500冊，就可給一個副主編名額；包銷1000冊，就可當主編。
國家級教材也注水
我國現有大學2263所，“大學語文”類課程是普遍開設的一門公共課，已有四五個版本的教材被視為經典之作，但它們沒能擋住新版本的問世。
“教材問題，我感到有作者的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有教育部的原因。”一位教材評審專家說。
由教育部認定的國家級規劃教材，是國內最高水平的教材。教育部鼓勵各高校選用此類教材，以確保教學質量。“十五”期間，約有各地申報的3000種教材被列入這個規劃。到了“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指標突然猛增至1萬種左右。
在評審中，有十幾個學科組提出了同一個問題：指標太多，用不了。“就像只能評出300本國家級教材，非讓你評出500本來。現在大家普遍感覺，‘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含金量，遠遠不如‘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據透露，與“十五”由各高校申報國家級規劃教材不同，“十一五”改為由出版社申報。結果，各出版社爭搶“國家級規劃教材”的名頭。
一位出版界人士對于突然增加指標表示很不理解：“應用學科的教材應該隨著學科本身發展不斷變化和改版，但基礎學科教材顯然沒有那么多變化的需要。但現在都是‘一刀切’來操作”。
作為教學名師，南開大學教授顧沛經常應邀四處參加評審，他注意到，很多教材里的錯誤都是“太不像樣”，有的甚至是比較嚴重的科學性的錯誤。
顧沛指出，教材與學術專著是有區別的，因為教學內容相對比較固定和傳統。科學水平高的人寫教材未必行，教材必須是有教學經驗的人來編寫，而且必須經過教學實踐的考驗。教材不是編出來的，是教出來的，需要反復修改，來回“磨”。 （張國文）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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