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2010年02月23日11:57
蔣茂堂和他的打工子弟學校 田曉慧一說要回老家，臉漲得通紅，緊接著，眼淚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幾乎把北京當成了自己的家，盡管她對這個城市的了解只有動物園和天安門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曉 | 北京報道 2010年2月4日，立春。 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樹橋村的一片廉租房前，一兩個月前的積雪尚未融化，冷得徹骨。不遠處瓦礫堆旁的一幢三層小樓和一個院子，幾乎成了這一帶最龐大的建筑。一側的墻上，“新苑學校”四個大字盡管已被敲掉，但剝落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空無一人的操場上，扔著幾本被風翻開的課本。教室里殘存著元旦聯歡會的喜慶——五顏六色的拉花掛在窗戶上，黑板上“新年快樂”的字樣也沒來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離去時的倉促。 “春節之后，就輪到拆它了。”廢墟上的一節舊車廂里，鉆出一個20來歲的小伙子。他負責幫人掌管著這所學校的鑰匙。 城市邊緣 10歲的田曉慧曾經是新苑學校四年級的學生。從出生到現在，她只回過兩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邁的奶奶，還有一個馬上要讀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曉慧的父母就開始在東高地的市場上賣菜。 東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單位的駐地。幾個作業區和家屬區，使得此處的市場隨之繁榮起來。來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著住在一起。田曉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統的家屬院僅一墻之隔。 “房租每月300元，電費是1.4元。”這個10歲的孩子熟諳這些數字。 田曉慧的母親一直覺得有些愧對女兒，“她爸爸每天凌晨一兩點多就去上貨，我早上五六點出門，晚上七八點才能回家。孩子上學后，一次都沒送過她。學習也沒時間教她，在學校靠老師，回家靠自己。農村人不像城里人，一個孩子好多人看著。但我們農村的孩子吃飯洗衣服都要靠自己。” 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曉慧的母親從沒把自己當成過城里人，因為“戶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兩個孩子，“要是能考上學了，就可以從農村到城市了。” 河南人劉鋒也有著同樣的想法。最早來北京的時候，他在一個廠子里打工。有了女兒劉晶文后，劉鋒兩口子在東高地的市場上租了個門面房，開起了加工制作羽絨服的小店。為的是時間自由點兒，可以照顧孩子。 “我們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丟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沒上，就輟學了。”劉鋒家有親戚上過大學，甚至還有個表妹出了國。家里人告訴他，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孩子上學，否則沒什么出路。 翠綠色的長羽絨服套在6歲的劉晶文身上，顯得有些臃腫。小姑娘似乎完全聽不懂父母說的話，徑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來走去，擺弄著滿地的碎布頭。問到她，她會說喜歡上學。“如果不讓上了呢？”劉鋒逗她。“還上。”劉晶文忽閃著眼睛，奶聲奶氣地說。 同樣來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鵬也喜歡上學，并且會說，“學知識才能改變命運。”但具體到什么叫改變命運，改變什么命運，她搖著頭，一臉茫然地掏出一本練習冊，其中的一篇短文，標題是《戰勝命運的孩子》。 狂熱的校長 新苑學校校長蔣茂堂從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當年的影子。 即將到知天命的年紀，蔣茂堂也沒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親生父母是誰。他是個被抱養的孩子。嚴重的胎毒使得蔣茂堂剛生下來就被遺棄，后被一個拉車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長治的養父母手中。那個年月，這對好心的夫婦抱著孩子四處尋醫問藥。 這段聽來的身世讓蔣茂堂覺得自己的命是“撿來的”。“沒有這個社會和這么多好人，今天就沒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覺得應該回報這個社會。”說這些話的時候，蔣茂堂言辭懇切，目光炯炯，看上去不像“唱高調”。至今，蔣茂堂還完好地保存著當年趕大車的人抱走他時用的毛巾。幾十年的侵蝕，這塊普通的白毛巾泛了黃，破舊不堪。 真正讓他瘋狂投身教育事業的原因，來自另一個小插曲。 剛上小學，周圍的孩子就聽說了蔣茂堂的身世，還發現他身上有胎毒留下的疤痕。“小疤瘌屁股”、“不是親媽生的”⋯⋯蔣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著喊，更調皮的孩子甚至會找準機會扒下他的褲子。“放學是要排隊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課就趕緊往家跑。慢了，就會有人追上來喊。”蔣茂堂記得，最后還是老師挺身而出，批評了那些孩子。蔣茂堂找回了自己僅存的尊嚴。 “當老師”從此成了一個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 高中畢業后，蔣茂堂沒上大學，直接當起了老師。此后的幾十年，他又因為各種原因轉投其他行業，開過長途車、在街邊畫過像、下井挖過煤。挖煤的時候，他的腦子里都會想著自己站在講臺上，有學生等他上課。 上世紀90年代，蔣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個貴族學校當老師。那里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每學年的學費是8.5萬元。 “那些孩子，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蔣茂堂的語氣中帶著些鄙夷，倒是那些外來打工者的孩子更讓他揪心，“他們雖然有親爹親媽跟著，但畢竟是從大山走到北京，走在邊緣地帶，是弱勢群體。在這個城市里，沒人眨他們一眼。像我當年一樣，孤零零的。” 2001年，蔣茂堂拿著全家人2.5萬元的積蓄，在大興區租了兩個民宅，建起了學校。當年，一個挺有名的教育家給他題詞，說他“急家長所急，為國家分憂”。大興區政協的領導也參觀過學校，并鞠了個躬，說是代表大興人民感謝他。 蔣茂堂覺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三次“蒸發” 2003年，蔣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門給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適合辦學。當年的蔣茂堂還很“聽話”，把能賣的東西賣了，課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學生們能轉學的轉學，實在沒辦法的，就送回了老家。 蔣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后來別人告訴他，他離開后，學校還是好端端地擺在那兒。辦學的是附近一個做小生意的人。“你蔣校長這個人做人太厚道了，吃虧。”有人這樣提醒他。 僅僅三個月后的11月26日，蔣茂堂再次“殺回”北京。而今，當天的火車票就夾在他的筆記本里，車票背后寫著教委、雙語等幾個關鍵詞。“我在火車上想著，來了北京一是要再找一下教委，二是看看一個雙語學校的教學樓能不能用，另外就是，干脆回以前的那個貴族學校。” 奔走了一個月后，蔣茂堂找到了一個地方租用。對方要求他交22萬元，蔣茂堂只湊了5萬元，雙方便達成協議，蔣茂堂辦學，對方收學費。蔣茂堂花了6000塊錢，把以前的桌椅板凳從老家拉回了北京。 半年后，蔣茂堂再次被逐。合伙人看到蔣辦學校掙不到多少錢，索性把他趕走。 從學校離開時，蔣茂堂的身上只有1000塊錢。隨后，他找到了大興區的一座二層小樓。他和人家談合作，依舊是由他辦學，對方收學費。 第三次搬離，是蔣茂堂惟一一次“主動出擊”。他覺得學校成了規模，應該有更好的校舍，更大的發展。 2005年，蔣茂堂找到了新苑學校現在的房東。他和房東去談，先交了8萬元錢，蓋起了學校。接下來，每年25萬元的租金。 “幾乎每一次，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搬遷。”蔣茂堂認為，搬遷指的是找好新的地方，遷過去，“我的每一次搬離都是一次蒸發，一次消失，一次中止。” 主管部門 “如果時光能倒流，你要是我的學生，一定會崇拜我的。”蔣茂堂陶醉在他的光環中，絲毫不在意腳上那雙幾十塊錢的皮鞋已經有了個裂縫。他甚至不吝嗇用“偉大”這樣的詞形容自己，說出之后，又會補充一句，“其實也不是什么偉大，只是借用這個詞。” 老師曹麗紅也認為蔣茂堂挺了不起。此前，曹麗紅已經輾轉過三個打工子弟學校任教。第一個學校因為離家遠，第二個學校沒過多久就拆了，“我騎著車在北京周邊轉了好幾天，最后找到了新苑學校。這個學校收費低，條件也還不錯。更主要的是，校長這個人有感染力。” 蔣茂堂的感染力在主管部門那里并沒起到什么作用。新校舍剛建好不久，當地管理站的領導找上門來，一進門，就給開了5000塊錢罰單，說是設施不全，并稱是為兒童健康考慮。“你是關注兒童健康，我是關注兒童健康成長。我為了兒童健康成長，砸鍋賣鐵地辦學校。你關注兒童健康，一來就罰5000塊錢？你捐上5000塊錢多偉大呀！”蔣茂堂的爆脾氣一下子上來了，堵得對方沒話說，悻悻離去。 搬進去的第10天，公安局的電話又打到了他的辦公室，說是教學樓電線老化。蔣茂堂又讓對方撞了一鼻子灰，“我們的教學樓拿的是國家A級合格證書，怎么會老化？再說，你怎么知道老化，你刨墻了嗎？” 在新苑學校工作了4年半的教務主任倪景珍的印象中，主管的教育教學部門從來沒到學校過問，偶爾來找的都是衛生等相關檢測部門，“政府可能也有過一些保障什么的說法，但到這兒來就什么都沒有了。” 2004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啟用。北京市教委下發的通知稱，《辦學許可證》僅適用于符合《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范疇的各級各類民辦學校，不在《民辦教育促進法》調整范圍內的學校和教育機構，不再頒發《辦學許可證》。檢查學校屬性主要包括舉辦者性質、舉辦資金的性質和學校服務面向的性質等方面。 大興區教委社教科科長張香坦說，目前大興區的31所打工子弟學校，通過審批的有12所。蔣茂堂的新苑學校不在通過審批之列。 “本來和北京的孩子比起來，我們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就是二等公民了。現在又分了有許可證的和沒有許可證的，那我們豈不是又成了三等公民？”蔣茂堂忿忿不平。他認為所謂的審批并沒有一定標準，批不批都是上面領導說了算。他承認，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使其無法委曲求全，也給辦學添了不少麻煩。 慈善家 沒通過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同樣會受到一些公益人士的關注。兩年前，一位慈善家給新苑學校捐了25萬元。教務主任倪景珍在那一年漲了工資，此前，她每月工資只有600元。由于交不起自家孩子的學費，只得把他送回了老家讀初中。 在打工子弟學校當了9年校長，蔣茂堂多少看出了點兒名堂，“辦這種學校的一般有三類人。一種是想好好干點事，培養些學生的。還有一種是一些小商販，有的甚至是文盲，每年花一兩萬元的租金找個潮濕、陰暗的角落辦學，靠這個掙錢。第三種是一些搞房地產的老板，做企業之余，想借助公益事業給自己臉上貼金。” 最容易被同情的是第二類人。“旁人一看，哎呀，這個學校條件這么艱苦，孩子們在這么簡陋的地方學習，得趕緊捐錢。其實他們辦學成本很低，大部分錢都被辦學人裝進了腰包。”蔣茂堂“鄙夷”地說完后，又不忘了補充一句，說自己并不是看不起這些人。 讓蔣茂堂引以為豪的是他的學校有著明亮、寬敞的教室；升旗儀式上，學生們要用雙語講話；他請過美國、荷蘭的老師過來給孩子們上課；考試的時候，他把孩子們拉到操場，間隔一米五，一定要他們的真實成績。 蔣茂堂絕對相信，這些打工子弟們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這甚至成了他潛意識里的一個目標。“有公立學校組織學生來新苑學校參觀，估計那兒的老師是想讓北京的學生們看看我們這些可憐的孩子，讓他們受受教育。”蔣茂堂對這種行為有著隱隱的敵意，他找自己的學生來和對方PK，“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們的孩子能跳舞。他們吹笛子，我們就會拉二胡。估計他們走的時候，也是灰溜溜的。” “真正愿意為孩子們做點什么的慈善人士，我們是歡迎的。那種帶著施舍的慈善，我們是不歡迎的。”蔣茂堂分得很清楚。 南城改造 2009年12月16日，蔣茂堂終于找到了夢寐以求的平等。這一天，他拿到了“全國優秀校長”的獎項。在人民大會堂，和247個來自全國各地的校長共同領獎，其中大部分來自公立學校。 這一榮譽對蔣茂堂來說，簡直是莫大的諷刺。此時，他已經接到通知，要求學校在2010年元旦之后必須搬走。 “我拿了這個獎，但注定成了光桿司令。”蔣茂堂的表情說不出的復雜。 這一次的搬離，幾乎沒有商量的余地。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發布《城南行動計劃》，要將近2900億元的資金投向城市南部，改變北京城南北“陰陽臉”的不均衡現狀。大興區也在改造之列。 蔣茂堂再一次廉價賣了些桌椅，找了幾輛貨車把剩下的東西拉走，暫放在燕郊的一個倉庫里。 大興區教委主任李達顯然也有些無奈，“這個是城市統一規劃，因為以前的平房區需要改造。那些學生我們會讓他們到附近的學校上學，而且，打工子弟學校要拆的并不多，不是說我們取締了這種學校。” 舊宮鎮教育助理劉玉卿也強調，這一次不是光拆學校，而是連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遷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們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別的地方了，不會再在這兒上學了。”劉玉卿說，舊宮鎮的公立學校可以接納這些學生，如果接收不了，也還有別的打工子弟學校。 “因為涉及拆遷，所以我們區縣教委就沒法再負責了。”大興區教委社教科科長張香坦說，區教委的工作就是妥善安置學生，不能讓他們沒學校。至于分流方案，首先是以公辦學校為主，還有就是通過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以及需要規范保留的學校。 舊宮一小的黨委書記李德義并沒有感到太大壓力，“現在還沒有家長過來找，因為南城改造的事剛提出來，估計這個問題到暑假才會凸顯出來。”他同時表示，在本地學生不滿員的情況下，會盡可能地接受外地學生。 去向 2006年，北京市海淀區叫停了3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后，將1.5萬余名民工子弟分流到了公立學校就讀。 外來的孩子和本地孩子在一起讀書，在蔣茂堂看來，不是什么好事，“有的公立學校，即便外地孩子再優秀。到了評‘三好學生’的時候，也評不上。因為名額就那么幾個，老師會照顧本地學生，不公平。” 北京市《關于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規定，流動人口中接受義務教育的對象，是指隨父母來京、年齡在6歲至15歲的兒童、少年。借讀入學的條件是，在戶籍所在地沒有監護條件，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暫住證。 但劉鋒在北京城打聽了一大圈后得知，不少公立學校，不但要交高額贊助費，而且不接收半路入學的學生，“我們出來干活，就是為了孩子以后能比我們強，可現在她連學都上不了。” “我爸說了，開學的時候帶我去周圍轉轉，看有什么學校能上，沒有的話就趕緊買火車票回家。”符金鵬沒覺得回老家有什么大不了。但她時不時會纏著老師曹麗紅，“老師，你能不能打電話問問校長，我們什么時候開學？” 田曉慧一說要回老家，臉漲得通紅，緊接著，眼淚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幾乎把北京當成了自己的家，盡管她對這個城市的了解只有動物園和天安門。 吳京陽的母親看見兩個孩子就犯愁。大兒子吳京陽在新苑學校上到三年級的時候，回老家讀了一年。家鄉的老師說他的普通話說得太好，跟當地人口音不一樣，讓他留了一級。在老家上了一年后，父母又把他接回北京。“現在學校不能上了，孩子都成小流浪孩了。我們這些賣菜的，感覺跟要飯的也差不多。”在北京打工這些年，吳京陽的母親屢屢聽到一句帶著濃厚京腔的話，“不就是個臭賣菜的嗎！” 老師曹麗紅覺得自己簡直是個“掃帚星”。“我怎么到哪個學校，哪個學校就要拆。”接下來，她又得騎著自行車找學校了，“這種學校沒保障，和最普通的建筑是一樣的。讓你拆就得拆，沒有任何余地。”但她多少還是對那個又黑又瘦的校長蔣茂堂抱有些希望，認為他沒準哪天會找到新的校舍。 學校沒了，蔣茂堂的家也沒了。此前，他一直和妻子住在學校的一間教室里。而今，妻子回了山西老家。他一個人裹著件黑色的棉服，居無定所。可以肯定的是，在找到新校舍之前，他不會再回大興了。這個有著強大內心的男人，沒有勇氣面對他的學生、老師、資助過他的人，以及即將變成一堆瓦礫的新苑學校。 2月7日，蔣茂堂打來電話，說是看到了“新聞聯播”中溫家寶有關教育的講話，“總理說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說要讓那些有終身辦學志向的人不受任何名利干擾誘惑，把自己完全獻身于教育事業，說得多好⋯⋯”幾聲嘆息后，蔣茂堂掛斷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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