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10日08:29文匯報樊麗萍
關于高校“去行政化”的討論，眼下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明確，大學要“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圍繞這一議題，民間關于“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但耐人尋味的是，大學高墻之內，很多在科研和教學一線的教師們談到“去行政化”時，卻表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冷靜。“如果把國內高校辦學質量不高、培養不出一流人才的問題簡單歸罪于大學行政化傾向，這種思路并無益于解決高校當下存在的管理問題，反而再次暴露了教育界病急亂投醫般的浮躁心態。” 學術權力需監督制衡 在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永勝眼里，眼下這場關于“去行政化”的討論，可能正“在轟轟烈烈中走向誤區”。其表征之一，就是對“教授治校”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們現在有一種迷信，認為國外一流大學都是因為實行教授治校；而老清華、老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因為實行教授治校，所以培養了一批杰出人才。但事實是，一所大學的正常運行、大學校長要正常開展工作，都依賴一支能夠高效運行的行政人員隊伍。”張永勝說，根據后人的研究，梅貽琦先生帶給老清華的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管理機制。 “外人總覺得大學像官場；但仔細去看看，很多大學行政管理層的核心，90%都是教授。”一位執教于滬上名牌大學的年輕教師認為，目前很多高校院系，不能說沒有實行“教授治校”。但問題是，當本來一心治學的教授投身領導崗位后，有些人不僅沒有給原來的同仁提供好的學術環境，反而是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一把抓。這位教師舉例說，其所在院系就有一個龐大的學術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往往掌握著最終“話語權”。而這個學術委員會主任，既是教授，通常情況下也在院系里擔任行政職務，并是學術委員會內“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要全面實行教授治校，關鍵是對治校權進行制衡、監督。” 結合中國大學的實際，《綱要》中提及的大學“去行政化”改革如果要進入操作流程，張永勝認為，國內的所有大學幾乎都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這個背景下談“合理行政”，簡而言之，就是要協調高校內黨委系統與校長所代表的教學科研系統之間的責權。 “治”的標準難以服眾 采訪中，記者也聽到另一種來自高校的聲音。一些年輕教師認為，關于大學去行政化“能不能”、教授治校“行不行”的討論，于解決國內高校窘境關聯不大。 “《綱要》目的之一，是提升國內大學的辦學力量。但現在，很多情況下連誰好誰壞都分不清楚。”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徐英瑾談及大學“行政化”管理的趨向時，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不少從事人文科學的學者，都把在《中國社會科學》這本學術刊物上發文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但《中國社會科學》之所以在學界有如此權威，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刊登的每篇論文都代表學科研究的前沿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本刊物本身的行政級別很高。而放眼國內，人文領域根本找不到一本被國際公認的的世界級刊物。 徐英瑾就此評論說，正是由于目前我國高校對教師教學和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不夠合理，所以無論是“教授治校”，還是“大學自治”，都缺乏令人信服的“治”的標準，這才是眼下大學面臨的棘手問題。 高教改革切忌情緒化 “眼下關于大學去行政化的討論之所以深得民意，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是反映了公眾對于改變國內大學教育模式的一種迫切心情。”不少學者提出，制定教育大計，推進高等教育改革，最忌“情緒化”。因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資金投入、師資力量和管理制度，就像“三駕馬車”，缺一不可。 客觀對比國內高校和世界一流名校就可以發現，兩者差距遠不止“行政化”這么簡單：國家每年給清華、北大這樣的大學投入10億人民幣，但這個在國人看來已近天文數字的資金，跟美國一流名校的辦學經費比起來，差距甚遠；真正的世界一流名校，教師隊伍里不乏一些學科領域的頂尖學者，而我國高校的很多所謂“學術大腕”、“學科領軍人物”如果去世界級名校應聘當教師，恐怕多半連邊都沾不上…… “辦學就跟搞科研一樣，有它內在的規律和必須的過程，必須老老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前進。”一些年輕教師認為，與其熱衷討論“教授治校”，不如沉下心來思考：大學該如何為“教授治學”提供更良好的環境。 本報記者 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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