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22 15:03
甘肅渭源縣張家堡小學的代課教師和他們的全國同行一樣被清退。項賢明認為代課教師實際上是取消不掉的，因為產生代課教師的社會條件沒有改變
“什么都說了，等于什么都沒有說。”受邀參與中國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專家團隊的北京師范大學項賢明教授對聲勢浩大的中國教育改革進行了批評。
讓深陷“應試教育”災難的中國人想象不到的是，美國和英國現在也與“考試文化”作斗爭。奧巴馬的新藍圖想糾正小布什《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只強調閱讀和數學帶來的偏科，但它仍沒有擺脫考試定輸贏的框架。
盡管各國國情、文化、意識形態不同，但政府都像“家長”一樣，對學生“放心”了害怕會“放羊”，不放心了又會管死，而考試是“家長”的權力。
英國教育部門因為去年教師工會的反對，取消了三門全國統一考試中的一門自然課，教師工會繼續推動取消數學和英語兩科的統考。
老師為獲獎改變考試的答案
戴安·拉維琪是紐約大學教育研究教授和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她從1970年代起研究教育歷史和教育改革，曾在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任職。2002年小布什頒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時，她是美國國家評估理事會成員，是這個法案的重要支持者。但現在她是這個法案的批評者，她出的新書《美國教育體系的生死線：考試和選擇是如何侵蝕教育基礎的》，既批評小布什的法案，又不贊同奧巴馬的“新藍圖”。“現在的考試更傾向于標準化的多項選擇題，學生猜想正確的答案，而不是表現知識和理解。”戴安·拉維琪認為小布什的法案聚焦在閱讀和數學考試成績，對那些不是“國家標準化考試”的科目，如歷史、公民、地理、科學、文學、外語、體育、健康等有消極影響。“幾億美元花在州級考試的教材準備上。100%的學生達標，是無法達到的烏托邦。學校和老師要為這個烏托邦受罰，已經弱小的學校，資金被拿走，對農村和低收入家庭來說，選擇會更少。”
那是第一個把聯邦資金和考試成績的問責制度結合起來的法律，達不到閱讀和數學標準的學校被削減資金。
表現好的學校，會獲得更多資金和支持。除了新藍圖，奧巴馬2009年在經濟刺激計劃中有40億美金給了教育，分給15個州。奧巴馬想盡量引起州與州、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
戴安·拉維琪說，一些校長和老師為了獲得獎金或避免懲罰，會改考試的答案。5%的學校被要求采取有力的行動，這將導致20%的學校因焦慮而降到新的“底部”。因為不可能達標，它鼓勵州級標準降格以求。藍圖假定低成績意味著學校和老師不好，幾千學校將被關閉，教學人員將被解雇——這個藍圖其實假定，新學校一定比過去的好。
和美國的考試作為“教育標準化”的主要利器不同，中國的考試和“升學”有關，和爭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的“擇校”有關。“學業負擔過重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在考試，而在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壓力。取消了高考，照樣有學習負擔的壓力。”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項賢明說，“如果就業解決了，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了，考試的壓力就會減輕。”
既沒平等又沒優秀
“我們追求平等但忽視優秀，因此今天我們既缺乏平等又缺乏優秀。”說到戰后美國教育總體走勢，戴安·拉維琪評價道。她為此寫了兩本書：《困擾的圣戰：1945-1980年的美國教育》和《落伍了：學校改革的世紀之戰》。
由于長期的種族隔離，最好的資源留給白人學區了。學校的資金來自聯邦、州和地方三個政府，撥付的方式按照學生人數，所以富裕地區有更多資源，貧窮地區無論如何不能獲得同樣的資金。美國教育算是在培養科學和人文學科世界領先者能力上得高分了，但每年卻有超過四分之一的高一學生輟學。
與拉維琪對美國教育的批評相似，項賢明對中國教育現狀的批評也是“既沒有真正的公平，也沒有真正的質量”。這次中國教改把公平提得很高，但從制度到課程設置還是在“培養科學家”，對那些“坐在教室后面的孩子”就是不公平。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科技落后，“陳景潤”是那時的偶像，教育以培養科學家為核心，課堂上那些將來注定不能成為科學家的孩子們，實際上是被忽視的；即便是培養“科學家”，也只是培養了“解難題”的能力，并不是解決科學問題的創新能力。重視數理化，漢語水平卻下降。
項賢明的名字列在這次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的專家名單里，但他自稱是學術“邊緣人”：“這次的中長期教育改革綱要強調教育公平，但多樣化不突出。不是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數學家、物理學家。大量的孩子被忽視，只要不流失，就算教育完成任務。從國家義務教育普及來看，突出了均衡發展，其實均衡也是不公平。”
項賢明說，要達到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之間的新平衡，最好途徑就是多樣化，多樣化是讓那些要當工人、農民的孩子在學校里也能學到更多對他將來的工作和生活有用的東西。
中國教育財政主要是在縣一級，項賢明建議：以省為主，下設學區，教育資源的分布與地方政府剝離開來，避免政府截流；中西部差距比較大，由中央政府向西部傾斜。
退役軍人管學校
拉維琪批評美國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教育系統的每個地方安插非教育專業的外行作教育的管理者，比如律師、退役軍人、商人等構成的學校董事會，在控制學區的課程和人員。
還有一個“權貴”就是立法者。因為教育立法改來改去還是考試，老師的自主權受到侵害，還要遭受解雇的威脅。“教師努力工作需要得到尊敬，而不是得到立法者和商人的干涉。”戴安·拉維琪說。
在中國，教育界“事權貴”現象更加嚴重。
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陳永明1983年曾被派到教育部1個月參加制定10年教育規劃，2005年，陳永明參與2020年教育發展綱要“高校師資隊伍建設”的研討，他說這是這次中長期改革綱要的前身。他感到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事權貴”。大學里的重要課程牽頭的是領導，高校的行政人員數量長期以來高于教師數量——近兩年后勤從行政編制中剝離以后，行政人員表面上下降了。“包括我們教育規劃的制定，都是根據領導的指示，指令性的東西太多，根植于教育實踐的學校特色卻越來越少。改革中學生和老師往往處在被動地位。”陳永明說，現在一提改革就是大張旗鼓，貼標語，甚至不惜花重金廣而告之。
1983年，教育標準化的分水嶺
“美國的教育改革往往與更大的社會或政治力量有關聯。”拉維琪說，“20世紀初美國的教育改革是回應工業化和大量移民；1930年代的改革是由于大蕭條；1950年代的改革是回應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更大型的改革在1960年代發生，是為了回應城市中心的黑人暴亂。今天的改革是回應全球競爭。”
1983年，里根政府發表教育狀況的報告《危險中的國家》，被認為是美國教育標準化的分水嶺。這個報告對“庸才教育抬頭”發出了警告，面對日本和其他國家的經濟競爭，這種總結令美國人害怕。從此教育系統被人為破壞了，由于高輟學率（在2009年27％的高中學生沒有按時畢業）以及白種人和有色人種之間一貫的成績差距，教育發展受阻。這是今天布什和奧巴馬依賴自由市場原則的教育改革即標準化的緣由。
當美國的教育在1983年被認為遭到破壞的時候，中國也恰在這一年制定10年教育規劃，但因為沒有錢而被擱淺。
和美國一樣，中國的教育改革也和大政治力量有關。中國教育改革經過大約四個階段：從晚清到1951年，是現代教育體系建立時期；從1951年到1965年是學制改革，從“文革”到1978年，教育中斷；從1978年到1980年代，是教育的恢復時期；從1980年代以來，中國教育進入現代化時期。
1983年，參加起草國家10年教育規劃的陳永明教授了解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最大的差距在經濟。規劃制定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還接見了起草者，但由于缺乏經費，結果是“虎頭蛇尾”。
1986年義務教育法付諸實施，陳永明認為不少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沒有盡到應盡的職責。日本在二戰后立法規定普及9年義務教育，當時有4個村的村長難以解決義務教育費用就引咎自殺了，有幾十個縣（省）級教育委員會委員也因解決不了經費問題而引咎辭職。陳永明說，義務教育法公布24年了，為什么今天還提均衡發展：“4%的目標1993年就提出來了，現在再提，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為你沒有實現。”
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都把現在的教改背景定義為“全球競爭”。
來源：南方報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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