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拋棄的書桌：打工子弟學校困境
2011年11月01日
8月20日，離開學僅僅還有十天時間，李陽終于等來了自己學校不必取締的消息，心里總算舒了口氣。他是位于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的打工子弟學校育紅學校的創辦人。此前，由于其校舍是違章建筑，曾被政府責令停止辦學。
今年8月份以來，北京新一輪打工子弟學校關停風暴再次引發全社會對打工子弟受教育權利的思考。有媒體分析，控制城市人口規模、避免因打工子弟教育搞得太好而導致“洼地效應”，是政府相關部門在此次關停潮中的邏輯起點。而隨著開學臨近，在關停之列的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們卻面臨無學可上的境地。面對硬邦邦的現實，政府不得不隨后做出承諾：“不讓一個孩子因此失學”。
然而，李陽卻并不安心。那些重新開學的打工子弟學校，會不會在明年、后年，再次重蹈覆轍？打工子弟們的受教育權如何得以確保？政府在此應如何作為？這些都是縈繞在他腦海里的問題，或許也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社會各界需要思考的命題。
“改變世界歷史的許多偉人們，都有過童年遷徙的經歷。農民工子女有著與偉人們一樣的童年經歷，他們中的精英很有可能成為偉大人物，改變中國歷史的人就在他們中間。”這是掛在“新公民計劃”項目辦公室里的一句話，該項目由南都基金會發起，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環境。
劫后重生
去年，李陽剛剛投入100多萬元，拆掉學校原來的七八間平房，修建了一棟建筑面積達3000平方米的兩層教學樓，卻因沒有房產證，不能證明教學樓的合法性。
“房產證，我怎么可能辦到？！”作為一個在當地租地辦學的外來者，李陽有些無奈，去年修建時，該所小學的設計圖通過了相關部門的驗收，建筑質量達到了八級抗震標準。
與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的創辦者一樣，李陽也是從“自救”開始走上辦學道路的。1997年，他辭掉河南老家的工作，帶妻兒到北京打工。彼時從事醫藥行業的他，很快遇到一個切身難題：自己已到上學年齡的孩子因沒有北京戶口而無學可上。“當時公辦學校進不去，民辦學校又很少。”無奈之下，在老家當過民辦教師的妻子買來課本，在家中自己輔導孩子功課，從學前班一直教到小學二年級。漸漸地，這也吸引了周圍打工的老鄉，他們紛紛也把無人看管的孩子送了過來。
四年前，李陽花費20萬元轉讓費，正式從一名老鄉手里接管育紅學校。去年暑假翻修校舍花掉他幾十萬積蓄后，他已欠下70萬元外債。“后來裝空調實在沒錢了，還借了7萬元高利貸。”李陽對《中國慈善家》說。
但5月中旬，育紅學校還是傳來了即將被關停的消息，李陽著急了。“從5月到8月，真不知道是怎么過來的。”他甚至做好了回家種地的打算——來北京已十余年，李陽早已熟悉了首都的環境。“沒辦法，人總得活吧？”
不過，在心底，李陽還是心存“僥幸”的，“感覺學校是能開成的。這么多孩子，總得讓他們有學上，總不能讓他們成了文盲吧。”幸運的是，李陽的直覺是正確的。6月以后，他的學校迎來了一批批記者，在眾多媒體密集報道下，打工子弟學校關停風暴成為輿論焦點，最終政府做出妥協，由于西紅門鎮現有的安置學校無法滿足所有分流學生的需要，育紅學校以及另外本在拆遷之列的三所學校得以保留。
雖然正常開學了，但李陽還是心里不踏實，因為他還是沒有辦學許可證，在法律上屬于非法辦學。而像育紅學校這樣無證辦學的打工子弟學校，在北京為數不少。據北京市教委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北京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還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共約43.37萬人，除70%以上在公辦中小學就讀外，還有約10萬隨遷子女在自辦學校讀書。其中，有將近4萬余人就是在育紅學校這樣的無證學校上學。
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的律師田坤對《中國慈善家》說，2006年北京市相關部門曾集中辦理過一批辦學許可證，但此后再沒辦過。幾年來，李陽為了一紙辦學許可證多次找到政府部門，但都無功而返。“他們說不是我的辦學條件不夠，但就是辦不下來。”
政策
剛翻修過校舍的李陽，越來越感覺到資金的壓力。出于安全考慮，他租用兩輛大巴，接送400多名路遠的學生上學。“租金每天1000元，一個月上22天課就得兩萬多。”他核算后發現，要把學生的乘車費從400元提高到960元，才能收支平衡。“但打工子弟家庭收入本來就不高，負擔不了。”而如果自己承擔的話，這一年不僅沒有盈余，還會賠錢。
李陽希望有愛心的企業或慈善人士能“支援一下”。雖然他覺得育紅學校與具備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相比“基本沒啥區別”，“教委讓開啥會就去開啥會，有證沒證的校長都坐在一起”，但是事實上，若育紅學校取得辦學許可證，每學期就能拿到政府補貼的80元生均經費。而因一部分打工子弟學校在這次關停風暴中被拆，很多學生轉入育紅學校，該校的在校學生數量從取締前的800余名增加到現在的1000余名，若能有政府補貼，每年將增加十幾萬辦學經費。
辦學許可證對于打工子弟學校意義頗大。除了大量補貼外，政府還會免費向這些學校提供桌椅和電腦等設備，并且設立專項資金在學雜費、取暖費、校服等方面給予支持。更重要的是，一紙辦學許可證，能使學校獲得合法身份，“讓人把心定下來，該怎么投入就怎么投入。”李陽說。
而辦學許可證一紙難求的背后，實際上是北京市對外來打工子弟學校政策的逐漸收緊。1990年代，隨著到城市務工人員越來越多，打工子弟學校這種形態也開始萌生。2000年以前北京市對這類學校基本放任不管，導致隨后的五年，該類教育機構大量出現，但政策從此開始收緊，基本上不再為打工子弟學校辦理辦學許可證。而與此相對應的數據是：北京市2000年左右流動人口子女是9.8萬，到2010年底已突破43萬。
此外，由于城市大規模拆遷而不得不隨時搬遷、沒有固定辦學地，也是長期以來北京打工子弟學校面臨的難題。曾多次被媒體報道的北京行知實驗學校，17年中七易校址，從城中心逐漸遷徙到城市邊緣，如今，已如“釘子戶”般置身于拆遷廢墟中。李陽最早在豐臺辦學時，也曾有此遭遇。雖然目前育紅學校的校舍相對較為固定，但因靠近四環，幾年來租金已從12萬漲到39萬。
還有更深層的問題。長期觀察研究打工子弟學校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郭宇寬對《中國慈善家》表示：“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設施破敗不堪，老師的待遇低下，完全沒有教學的積極性，而校長在接待媒體的時候穿得破破爛爛，講他辦學多么艱辛，但是據我們內部的了解，一般每年上百萬的利潤是非常輕松的。”而在本刊采訪中，很多人都表示，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學質量令人堪憂。
事實上，早在2001年5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決定》，就提出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要堅持“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雙為主”原則。
而在這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風暴中，“上海經驗”也成為北京可資借鑒的參照系。據了解，“十一五”期間，為達到“保障農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費義務教育”的目標，上海市在2008年確定了“三年行動計劃”：到2010年農民工子女小學階段70%納入公辦學校就讀、初中階段100%納入公辦學校就讀，剩余農民工子女全部納入政府出資改造和提供辦學成本補償的合格民辦學校就讀。為此，上海市一方面投入巨資，擴大公辦學校的接納能力，一方面改造民辦打工子弟學校，由政府出資購買義務教育學位。
“新公民”模式
南都基金會發起的“新公民計劃”，則是民間力量對解決打工子弟教育問題的另一種探索。2006年，北京海淀區的幾所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引起正在籌備中的南都基金會的注意。幾經調研，他們發現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是城市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伴生問題，與南都基金會關注的城市化、社會轉型等議題極為相契，于是他們在2007年啟動“新公民計劃”。
“打工子弟教育問題最核心的，是當這個孩子進入城市后，怎樣為其建立一條通道，為其提供學習、教育的空間，讓他成為這個城市的一部分。”新公民計劃總干事藺兆星對《中國慈善家》說。在他看來，當城市的人口不斷擴張，打工子弟卻不能融入這個城市時，會為城市帶來很多隱患。而且，每一個打工子弟都有權利進入城市，而不應設置門檻，城市有義務提供這樣的空間，讓他們進入城市。打工子弟教育問題，若不加以妥善解決，將會持續很長時間，會產生一代一代的問題。
“類似的問題，在歐洲更多是以移民問題出現的，比如波蘭人到德國去，會怎么生活。但中外的核心本質是一樣的。”藺兆星介紹說，“新公民計劃”啟動以來，很多前來考察、觀摩的歐洲專家，都不約而同地將打工子弟進入城市后所面臨的問題，與他們本國的移民聯系在一起。
藺兆星認為，對打工子弟而言，最重要的是城市共融的問題。長期關注打工子弟學校問題的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楊團，每次見到他都憂心忡忡：“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平均成績只有二三十分，你們得想想這事怎么解決！”
為了防止打工子弟無法融入城市，最后陷入邊緣化的境地，2007年，“新公民計劃”項目組開始探索打工子弟學校的新模式。“我們做學校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讓孩子們無論是在做人、還是成績上都得到提升，這樣他們才能更快樂地成長，才能達到共融。”
目前，新公民學校在北京有四所，其中兩所是“新公民計劃”出資對原有創辦人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后成為主辦方，再聘用校長進行管理的；另外兩所則是與政府、創辦人合作辦學。此外，在寧夏、溫州等地，他們也正與當地政府合作，因地制宜探索著辦學模式。
在內部管理上，新公民學校通過提高待遇、開展培訓等手段激發教師的積極性。北京的四所新公民學校，教師們的月工資大多在1500元以上，每月按時發放，學校還為其每月繳納500元社保。而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則都與學校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無社保，寒暑假時工資或不發或者只發一部分。此外，每逢教師節，新公民學校還會對教師進行獎勵、組織旅游活動。學校還常邀請專家對教師進行培訓，如電視里的選秀節目一般，在四個學校間開展教師講課比賽，獲獎者甚至吸引了私立學校前來挖人。年終時，大家會聚在一起聯歡，“表演節目、抽獎，就像企業年會一樣。”在一個良性、積極的氛圍中，每個老師都能在自己崗位上有所發展，而最大的受益者，則是孩子們。藺兆星說，他們每學期期末會抽查一些班級進行測驗，“出一套難度與公立學校相當的試卷”，結果最好的班級平均分甚至能達90分以上。
除了新公民學校，“新公民計劃”還有針對整個打工子弟學校的公益項目，涉及城市共融、藝術教育等多個方面。比如，志愿者帶領孩子們體驗地鐵、參觀城市規劃展覽館，增進他們對城市的了解；帶孩子們到798藝術社區，體驗各種類型的藝術；還會為遇到問題的孩子做心理輔導。這些項目由“新公民計劃”出資，吸引各個領域的草根NGO前來合作。據了解，從2007年到2010年底，共有99家機構參與項目。“草根NGO力量很薄弱，但通過大量、持續的資金投入，會吸引他們持續在這個領域開展工作。”
據藺兆星介紹，“新公民計劃”公益項目主要從五個方面進行資助：孩子閱讀能力、科學精神、邏輯判斷能力的培養，以及人格教育、社會共融。“前三者是人的發展需要的三項能力，若加以提升，這些打工子弟的終身學習能力就得以確立。而人格教育、社會共融則是更為深層次的問題。”這些資助方向，是藺兆星和他的團隊經過數月的調研，請教育學專家反復討論，修改十七、八稿后才最終確立的。而具體到某個方向，又需要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經驗。“比如共融，我們希望通過資助不同的機構，來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過去三年多來大概積累了130多個項目。”藺兆星說。
但藺兆星也坦承，雖然新公民學校目前運作良好，推廣起來卻頗有難度。不是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創辦者都能接受這種模式，因為這意味著原先尚可盈利的學校將成為非營利機構。更重要的，由于非營利性質，每所新公民學校都需投入大量資金。“我們為老師過一個教師節，可能就得花七八萬元。”北京市的兩所由“新公民計劃”出資主辦的新公民學校，每年平均需投入100多萬元資金。“原先的計劃是，希望通過種子基金的引入，實現學校自我良性發展，但就目前來看，難以做到收支平衡。”藺兆星對本刊說，他們一所800名學生的學校，一年的學費收入是96萬，而這僅僅剛能支付40名教師的工資，而房租一年就需要30萬，此外還有其他的日常開支。“如果降低教師工資，能減少支出，但教學質量就難以保障。”
為了解決推廣難的問題，“新公民計劃”嘗試將學校的德育、智育、共融、學校管理等幾個模塊的工作分割開來，進行打包，將其系統化、標準化，制定出一個完整的操作方式，未來或可將這些“包”整體或部分推廣到有需求的學校，“這樣的話，傳遞性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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