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受教育問題凸顯
2011年12月30日
2011年，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入學問題貫穿一年始末。
五六月，北京城鄉接合部的幾所打工子弟學校突然接到停辦通知，幾千名孩子面臨失學危險。
一紙通知令孩子的父母及打工子弟學校的舉辦者立刻陷入慌亂。忙亂中，有人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更多人留下來觀望。
觀望者有自己的理由：就在得知學校會停辦的一個多月前，北京市的相關領導曾鄭重承諾：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教育問題上將享受“同城待遇”。
事實上，打工子弟學校的問題由來已久。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外來務工潮的噴涌，打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同時，由于沒有足夠的資金、規范的管理，不少學校辦學條件較差、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存在不少安全隱患。
有人曾對北京當時的打工子弟學校進行過調查，結果發現，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2/3左右沒有教學經驗，流動性非常大，而且勞資矛盾非常明顯，校長中除了極個別是文盲以外，有一小部分具有大專學歷，剩下的基本具備中等學歷。
這樣無法保證教學質量的學校，遭受取締的命運似乎在所難免。
以北京為例，2006年7月中旬，北京市政府辦公廳曾下發通知，要求對未經批準的流動人員自辦學校“分流一批，規范一批，取締一批”。隨即，狂風驟雨般，一批未經批準的、窩棚式的學校被取締。
取締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前期準備的不充分以及后續工作的乏力，卻進一步放大并凸顯了流動兒童的受教育問題。
事實上，只要簡單翻看一下這些年我國教育主管部門針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所頒布的各項法律法規，我們就不難發現，流動兒童的上學問題應該由流入地政府解決。
但顯然，今年北京市在這方面的作為有失妥當，難得高分。
北京今年的取締行動開始的非常突然，在學校正準備備戰期末考試的時候，一紙通知到來了。“下學期的書錢都已經交出去了，是不是應該早些通知我們。”已經被取締的海淀區綠園小學的校長當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按理說，這種關系到成千上萬個孩子切身利益的整頓工作，理應要召集利益相關的人進行聽證，退一步講，沒有聽證也應該進行廣泛的討論征求民意。而事實是，什么都沒有。
在北京市教委官方網站的2011年工作要點中，有很多相當細致的計劃，比如增加2.1萬個幼兒園的學位，但與打工子弟學校相關的，只有“繼續堅持以公辦學校為主接收來京務工人員子女就學，支持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規范辦學”，沒有提到與停辦有關的任何計劃。
直到整個事件甚囂塵上，北京市相關部門才對該事件進行了回應，而此時，距離打工子弟學校收到停辦通知，已有兩三個月的時間，距離新學期的開學也僅剩十來天的時間。
據教委新聞發言人的回應，北京三個區共有24所流動人口自辦學校面臨拆遷，涉及在校生1.4萬多人。三個區已經制定和采取了分流學生的方案，并逐步到位。分流安置中掌握“三先三后”的原則，即：先拆民居后拆學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組織具體實施；先分流安置后拆校舍。
但這種慢三拍的回應顯然對于平息事態用處不大。
局面還是有點兒亂。
開學前，海淀區幾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已經迅速地被分流到了5所公辦學校，政府此前強調的非京籍適齡兒童少年，需要備齊“五證”才能在京借讀的規定，在海淀區的分流中不再成為必要條件。朝陽區的打工子弟學校有的關停了，有的則“頂風”開學了。大興區西紅門鎮的幾所學校則在8月20日前后收到了“繼續開學”的通知。
但是這些被判“死緩”的學校的舉辦者心里并不踏實，因為早在2006年和2010年，他們就收到過教委開具的“規范保留學校”的書面證明，“證明都沒管用，現在啥都沒有只是口頭上說說，誰知道啥時候又要拆了。”一位姓張的校長說。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還延伸到高考。
就在這場風波稍有平息之際，10月底，一份由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向社會公布了。方案建議，應“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不再把戶籍作為高考報名的限制條件，高考報名資格依據學籍和父母經常居住地等標準認定。這個被媒體稱為“異地高考民間方案”的發布會，得到了來自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等多名專家學者的支持。
事實上，關于高考戶籍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就在這個民間方案公布的前3天，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中國法學會教授郭道暉、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等15人聯名向總理上書，建議立即廢止教育部關于高考戶籍限制的規定，將高考報名條件改為考生的學籍所在地，并實行全國統一高考，同時呼吁取消大學招生的地域歧視。
在更早的3月，北京有家長向教育部遞交了有關異地高考的建議書。
表面看，大家熱議的是打工子弟學校該不該取締、有沒有分流措施、高考報名是否應該與戶籍分離等問題，但從更深層次看，追求的卻是教育資源分配的均衡化和獲取教育資源機會的均等化。而這，關鍵取決于政府面對這些問題時是否能夠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是否能夠具備依據政策而又不囿于政策的智慧。（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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