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打工子弟學校關停后學生去向
2012年02月10日
春節后，北京市昌平區的農民工領著孩子走在拆遷的村子中。
在北京市五環外，大風卷著黃土，覆蓋上被拆遷村莊的半截磚墻，一對裹著黑衣的農民工夫婦，跨過垃圾堆，牽著剛到爸爸腰高的娃娃，抬頭看看矮墻。
在一片灰黃殘破里，格外鮮明的是矮墻上涂寫著五個紅字：“東方紅學校”，后面畫了個箭頭。
從2011年暑假開始，北京各區的拆遷波及了眾多農民工子女的學業。拆遷風暴中，北京將關停24所打工子弟學校，1.4萬余名學生的去向引發了全國關注。
現在中小學開學在即，北京的數萬農民工子女都到哪里去上學？存在大面積失學嗎？拆遷潮后，農民工子弟學校和老師們又何去何從？
就此，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探訪了現在北京的農民工子女就學生態。
剩下的學校在“夾縫中求生”
“村子被拆了，學校卻還在？”這樣詭異的局面，就出現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五所農民工子弟小學。
這五所學校是經緯學校、振華小學、東方紅學校、明欣學校和新源學校。去年有1300多名學生的振華學校，現在還剩一半人。上學期有1100多名學生的經緯學校，校長估計這學期頂多能收到500個孩子。
“老師也有走的，也是一半，現在只剩下不到20個老師了。不過孩子們要上學，我們就要正常上課，不能讓他們失學啊。”振華小學的萬校長說。
振華小學以前每個年級四個班，現在減少到一兩個班，而關于具體班級數，“還沒開學，還沒定下來”。
原來經緯學校的學生是周邊村子的孩子，房子拆了以后，有的農民工家庭搬走了，有的回了老家。“搬走的孩子，老師們就去找，找得到的就再回來讀。”
“學生走了多多少少受點影響，學校財政狀況不是很樂觀，實話說，肯定是入不敷出。”校長們談起拆遷后的局面，語帶唏噓。
經緯小學的李校長更是坦率地說：“拆遷對學校招生影響挺大的。”他算了一筆賬：
小學學費每學期每人600元，初中每人1000元。學校房屋租金一年將近30萬元，30多名老師，每個老師一個月工資平均是1800元到2000元。“說實在的，我基本掙不著多少錢。這個學期學生更少了，估計要賠錢。”
“整個村子拆了，學校卻沒拆遷的政策，我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學校哪怕只有十個學生也要開學，我們要有負責到底的態度。”李校長說。
據公益組織“打工之友”負責人張志強調研，目前，仍然約有10萬孩子在北京市沒有獲得辦學資格的114所自辦校和近50所有辦學資質的學校，接受由家長自己買單的義務教育。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處在12-16周歲的青春期。
學校主要分布于流動人口集中的城鄉接合部，如四環、五環以外的村莊。
“在一個缺乏監管的市場環境里，校長是一種苦澀的無奈，辦學數年，他們講述學校的辛酸讓人落淚。十幾年來，學校至少搬了4次，拆遷時會有些失落，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張志強在調研報告中這樣寫道。
請放心，農民工孩子沒失學
小安（化名）原來是北京市石景山區春蕾打工子弟小學的學生，學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區第二小學的六年級讀了一個學期。她的30個同班同學，和她的經歷一樣。
“石景山區去年拆了3所農民工子弟學校，是春蕾、太和、紅星小學。那里的孩子們現在都去了公立學校。”公益團體“同心希望家園”負責人馬小朵說。
平谷區第一小學、平谷區第二小學從3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各年級里選考了孩子，“就按平時在學校的成績，優秀的就挑走了”，剩下來的所有學生都集中到藍天中學。藍天中學原來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現在將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學部，而3所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也隨學生到了這里。老師也是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
在新學校，小安的媽媽有喜有憂。
“和原本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比，現在學校的環境條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負責教語文數學，公立學校老師教英語體育，教學質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較好，還有雞腿。”
“但是公立學校下午3點多就放學，孩子沒人看，不像原來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會看到7點。我們都忙著打工，根本不可能來接，這挺發愁的。而且光飯費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學校一個學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飯費，離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陽區，采取的辦法是孩子們進了“民辦公助”學校。
“民辦公助還是私立的性質，校長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來朝陽區的老教師，或者退休的老校長。”公益組織“農民之子”的項目負責人王春華說。
“2010年就嘗試開設了兩所，一個是安民學校，一個是星河雙語學校，據農民工家長和孩子反映，效果還可以。”
在海淀區，較多的孩子進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進公辦學校的“還是比較少”。
而在大興區，關閉了10多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后，“公辦學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數家長辦齊了五證，最后學校收了。”
最后的結果是，基本上學校全都重開或者合并了，學生都回到了農民工子弟學校。
老師，您往哪里去？
原來在紅星農民工子弟小學二年級“什么都教”的李愛枝老師，準備要離開這個職業了。
從2009年教書開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資，去年剛漲成了四位數，1200元錢。當她正盼著工資再漲一漲時，拆遷來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學生，因為拆遷走得剩下十來個。再后來，整個學校也被拆遷了。
她們一共9個老師，4個去了公辦學校，她聽說，“工作壓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馬小朵介紹，在石景山區，30多名老師，返聘9人，大概每個學校選了三分之一的老師返聘，沒選上的就自謀職業。
而李愛枝老師她們，校長給推薦了一個有辦學資質的民辦學校。“4個老師去了。因為太遠，我有孩子要帶，就沒去。”
王春華介紹，在朝陽區，一部分老師進了民辦公助的學校。教委統一開了重新聘任的會，會上民辦公助的校長發表了一下演講，介紹每個學校的狀況，教師就自己寫應聘簡歷投給校長。
“老師失業的問題，學校沒有負責，政府也沒管。還不如2009年在拆遷影響下，有幾所學校關閉，像大興的龍海學校，政府還按勞動法對工作年頭長的老師給了失業補償。”
公益組織工作者們了解到，這一年多來，不少接收農民工子弟的學校已經出現了“缺老師”現象。
“這是為什么？我們分析，可能新進來的老師不多，但是離開崗位的卻有不少。”
“原來許多老師覺得，國家政策可能對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有安置，農村老民辦教師轉正會受鼓勵，但是近兩年打工子弟學校關得很快，對老師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師覺得沒有必要再堅持了，覺得不會再有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師就流失了。”王春華說。
“現在學校的解決方法是，如果實在不行，就由一個老師多帶幾門課，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常見的。”
“現在還沒確定要做什么，還沒打算好，也不想干這一行了。”李愛枝老師最后說。
“問題不是沒學上，而是怎么上好學”
“根據我們的經驗判斷，無論政府拆遷學校多么迅速，都不會出現大量孩子失學的情況。”知名農民工子女學校項目“新公民之友”總干事藺兆星說。
“因為目前有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手段，從市場來講，打工子弟學校會順應市場變化，農民工家長面臨拆遷，也會選擇就近轉學，實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舉措來講也有好處，關掉一批，集中資源后，辦學質量會得到提升。現實的經驗是，700-800個學生的學校，會明顯好于200-300人的小學校。”
藺兆星說，“現在對農民工孩子來說，問題不是沒學上，而是怎么上好學。”
他認為，從目前的形勢判斷，北京的農民工子女學校拆遷仍將繼續。有的學校已接到暑期拆遷的通知。
“因為北京和上海的農民工子女數量是大致相當的，上海市通過這兩年的優勝劣汰，農民工子女學校已經從約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約140所，這個數量是恰當的。再減下去資源配比就很難了，總不能靠公立學校臨時加蓋，把操場都蓋成學校吧？”
“而對比上海，北京現有200多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因此還有優化的空間。”
“對政府來說，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規范民辦學校，給予支持。其實說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調研，很清楚每個學校的辦學質量，也在管理規范，已經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還沒有足夠的長期支持。現在有的區在嘗試公立和民間合辦學校，但沒有明確的政策指引。”藺兆星說。
張志強在調研時，曾聽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老師問學生“長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時，很多孩子一片茫然。過了半晌，有個學生回答：“我去撿破爛吧。”“我要收一個大彩電，能賺10塊錢。”
“在政府政策、投資辦學者、老師和學生這幾個群體的博弈中，教師和學生成了真正的弱勢方，他們的利益保障仍亟須破題。在一輪又一輪的取締、轉學的喧鬧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邊緣地帶，在體會知識的樂趣之前，他們已過早地品嘗到了人生的冷暖。”張志強在調研報告里這樣寫道。
“因此，需要爭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辦學校的態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質量的教育，這些孩子就廢了！”藺兆星說。
據記者了解，政府有關方面也都在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弟有學上，上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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