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強分析說，導致現行衛生系統“病況”的“病因”有如下六個：
第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均衡。高強認為，與改革開放初期因為醫療資源嚴重缺乏而導致的老百姓就醫困難不同，現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醫療資源結構性失衡造成的。醫療資源過分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不僅讓社區和農村沒有能力承擔起基本的醫療功能，而且也讓以“高藥價、高耗材”為特征的過度醫療愈演愈烈。
高強說，目前，全國的醫療資源80％在城市，20％在農村；醫療衛生領域的高新技術、先進設備和優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醫院。老百姓得了病在當地得不到有效治療或者不相信當地醫療機構，只奔大城市大醫院，從而讓這些醫院陷入門診的海洋中。據統計，北京部分三甲醫院都有相當大的就醫比例來自外地，也有相當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難病例。“從某種角度講，它浪費了我們寶貴的醫療資源。對整個國家的醫療技術和可持續發展都非常不利。”
第二，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趨勢。高強透露，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衛生支出曾經一度占到政府總支出的6％，而到2002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4％。在今年3萬多億元的財政預算中，僅有1200多億元用在醫療領域。“這個比率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
高強說，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衛生領域和百姓的基本醫療得不到有效保障。實際上，中國醫療事業大部分的貢獻來自老百姓繳稅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據了解，2004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已經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構成卻很尷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為16％強，而老百姓的支出則占到55％。
“不能什么都推向市場，也不能都要求自費。”高強說。
第三，醫療保險發展緩慢。據統計，2005年，醫療保險覆蓋的城鎮職工數為1．3億，再加上500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工，只有不到兩億的城鎮居民有醫療保障。
在農村地區，參加新型合作醫療的人口達到1．7億，不到8億農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個人只有30元錢。
第四，藥品和醫療器械生產流通秩序混亂。目前，全國有40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8000多家藥品批發企業，還有12萬家藥品零售企業。這些企業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過“經營、收費、加價”來維持，所以藥品價格不可能不節節攀高。再者，醫院目前實行的是藥品加成政策，進價越高，加成越多，醫院當然不會去進低價藥。“整個鏈條都需要高價藥，那么到老百姓那里價格就不可能低下來。”
高強還提到，雖然國家已經實行了17次藥品降價，所涉品種多達萬余，但是老百姓卻沒有感受到實際的效果，這與藥品生產企業大量生產替代藥品分不開。“國家降這個藥品的價格，一些藥品生產企業就馬上停產這種藥，再生產新藥，結果還是高價藥。”
第五，公立醫院運行機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傾向。高強說，政府舉辦公立醫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讓它為政府掙錢，而是為群眾提供廉價有效的醫療服務”。然而，當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這個目的越來越難以實現。
高強說，既然是公立醫院，就應該保證對他們的財政投入并且加強監管。“但是現在這兩個方面都存在問題。”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撥款僅占醫院總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醫院自己組織醫療服務得來；另一方面，政府對醫院的收支又不管，任憑醫院自由收費和分配。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醫院院長，自然要追求利潤。“有了錢大家分，自然上下都高興，但是群眾的利益受影響。”而在醫患關系中，醫生的主導地位則讓這種情況有可能發揮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第六，政府對醫療市場的監管不力。高強坦言，當下職能部門對醫療服務缺少強有力的監管手段，對醫療機構的規模、大型儀器的購置和新技術的采用都沒有特別“管用”的監督辦法。“行業監管確實有困難。”
高強認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難、看病貴”的狀況，更造成了如下事實：
2003年，衛生部進行了第三次全國衛生醫療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城鄉居民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高達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動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為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為支付不起相關費用而提前出院的；農民應住院而沒有住院的比例更是從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農民占全部貧困農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區農村，62％的患者因為經濟困難應治療而沒有治療，75．1％的患者還沒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這些數字比較真實地反映出了城鄉居民的就醫困難。”高強說。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