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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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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本來應該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必需品的社會公德目前卻只是一種奢侈品？這是道德更新與道德重建時代的問題意識中的深層疑惑。 “滑坡論”與“進步論”之爭 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道德觀念的嬗變以及道德素質的現狀，常常成為社會議論的焦點，面對諸多令人關注卻一時難以達成共識的現象，學術界出現了“滑坡論”與“進步論”之爭。 應該說，當今的道德觀念中的確隱含某種矛盾與張力，難免存在某些空白或無序，而道德新質的生長則是社會發展的歷史的和邏輯的必然要求。因而，不論是道德滑坡論，還是道德進步論，都不可能是對當今社會整體道德現狀的一種準確判斷和客觀描述。“滑坡論”的過于悲觀，“進步論”的過于樂觀，都不能正確定位我們對道德更新和道德重建實際上應該付出的努力。在當今時代，我們應該更多地從道德轉型論來正視道德的新質與道德的問題。 然而，在我們所處的時代，道德更新與道德重建工作的確也面臨各種悖論性的疑惑： 比如，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個體化趨勢使個人空間在擴大，私域得到更多的尊重，私域道德正在生長；與此同時，社會結構轉型使公共領域在擴大，但公域道德的生長狀況卻與理想預期相距較大。如果說，私域道德更多地體現了公民權利領域，而公域道德更多地體現公民責任領域，那么，在道德領域中難道只有權利意識的單維擴展，而沒有責任意識的同步生長？ 又比如，許多調查結果表明，當前社會公眾對社會公德狀況的滿意度不高，對社會公德建設懷有深切的憂慮。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為什么大家都具有同樣強烈的意識并同樣需要大家去踐行的社會公德領域，又總是會表現出這么令人憂慮的狀況呢？ 通過制度安排推進公德建設 社會公德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形成的、全體社會成員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共同遵循的最起碼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它是社會秩序最基本的“保護膜”。 在社會公德培養方面，我們已通過諸多方式和途徑進行了努力。在教育方式上，從觀念教育、榜樣教育、啟發教育到情境教育；在教育途徑上，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區教育到社會教育。 然而，教育措施歷來只是在與環境條件有機結合的條件下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對于如何塑造有利于社會公德生長的環境條件而言，筆者更愿意從制度安排及其運行機制的一種操作化角度來探討。為什么對于每個社會成員來說都應該成為必需品的社會公德卻成了一種奢侈品？其原因在于，我們的社會公德建設過程中缺乏這樣一種前提條件：通過建設和完善有關制度及其機制建立一種責任體系，它讓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擔當可能因社會缺乏公德所導致的每個人利益受損的風險。 促進社會公德建設的制度安排及其運行機制是極其豐富的，這里只擇要談幾個操作化層面。 ★塑造導向性的激勵機制 這種導向性的激勵機制最重要的功能就體現在：表明一個社會希望或倡導其成員應該具有什么樣的行為取向。以志愿者行動的制度化為例。志愿精神和行動的出現源自社會成員基本需要滿足之后高級心理需要的呈現，可以說，自發生長的志愿精神和行動是社會公德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但在目前時期，每一個參與志愿行動者的具體動機是有差別的，因而這種參與動機可以做出多層次劃分。在志愿精神的多層次內涵中，“雷鋒精神”屬于高層次部分。 但是，無論每一個志愿行動參與者的具體動機屬于哪個層次，作為促進社會公德生長的一種制度安排及其運行機制的操作化層面設計，就應該考慮使每一個人對志愿行動的參與，都成為他或她在社會“道德銀行”中的一種儲蓄，因此，有必要通過制定在全社會具有普遍通用性的政策法則，把每一個志愿者為社會服務的業績記錄在案，在未來必要或恰當的時候，由社會對做過志愿者的人提供相應的回報。即應該在社會管理體制層面上，盡快建立完善一種對志愿精神和行動的激勵機制。這是保障志愿行動持續發展和不斷擴大的一種重要動力，是通過相關制度安排及其機制完善以促進社會公德發展的一個操作化領域。現代社會應該更偏重于發展一種“實績型倫理”而不是“評價型倫理”。 ★完善長效性的懲罰機制 這種長效性的懲罰機制相當于行為科學中所說的負強化作用。這種機制的最重要功能表現在：表明一個社會不希望或不允許其成員具有和表現的行為取向和行為模式。 對西方的誠信體系進行考察之后的人們似乎都會得到這樣一種共同感受：為什么西方人小心翼翼地守護自己的誠信？究其原因，作為一種社會公德的誠信的形成根植于關涉每一個社會成員利益的制度安排及其運行機制一系列操作層面的有效設計。除了正向性的激勵機制之外，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建立起了一種長效性的懲罰機制。具體而言，一旦某個人失去誠信，其受到懲罰的力度將是非常巨大的，這種懲罰并不在于某些眼前可計算的物質利益喪失，如罰款等，而是表現為將會喪失在未來時期中獲得發展的重要機會，例如一個人如果出現了還貸失信的記錄，那么，他或她在未來就難以再得到任何貸款的可能性。因此，這種機制的威懾力無疑極其有效地強化著人們具有強烈的誠信意識并竭力地維護好自己的誠信記錄。 ★擴大實名性的監督機制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如果處在一種匿名性的情境條件下，人們容易呈現去個性化現象，具體表現為被感覺情緒所主導，從而理性程度降低、喪失責任感，于是，可能出現與身份不符，甚至違法亂紀的行為。因此，在各種情境中增強人的實名化程度，無疑是提高每個社會成員的責任行為和道德行為的一種有效機制，因為實名化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監督機制。例如，如果在互聯網上提高實名化程度，那么，網民們自然就會提升對于自己在互聯網上言行的責任意識；而公路上汽車司機之所以不敢隨意違反交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交管攝像機對其具有實名性的監控作用；又如金融領域實名性程度的提高，便可以在很大范圍內增強對于偷稅漏稅等行為的防治作用，等等。 由“外在控制”向“內在控制”過渡 人的道德素質發展的取向表現為：對于自身行為的控制模式從外在控制為主逐漸過渡到以內在控制為主。以外在控制為主的模式表明道德素質發展只處在初級階段，只有到了以內在控制為主的時候，才表明道德素質實現了一種飛躍，進入了高級階段。 在當前時期，我們在社會公德建設中，既不能輕視外在控制的作用，同時也要注意培養內在控制的能力。外在控制的機制涉及諸多方面，不僅應該進一步完善以往的方面如法律法規、大眾傳媒、社會輿論等，在當今還應該高度重視技術手段，尤其是高科技手段的開發運用。例如，如果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誠信檔案體系，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有關誠信記錄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查到，那么，可以肯定，有誰還會輕易損毀自己的誠信？ 從根本上說，正是在通過建立和完善各種相關制度安排及其運行機制以推進社會公德建設的過程中，社會成員對于社會公德的基本觀念、規則等從認知開始，逐漸加以接受，直至加以內化，最后達成服從，于是，行為的內在控制這種自律能力便得到了根本性生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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