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章軻 發自北京
“最貧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將近30%。”日前，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在出席首屆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論壇時表示，當前，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不僅影響大眾有效需求的生成，制約經濟發展，還正在加劇社會的不和諧。
《第一財經日報》：剛剛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從目前來看，貧困人口大多生活在農村。據中國扶貧基金會掌握的情況，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如何？
段應碧：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選擇了市場經濟的道路，經濟增長持續強勁，由此也帶動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轉型。40%的勞動力實現了就業收入模式向非農化的轉變，3億多人口實現了生活方式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還有1億多農村人口常年工作在城市。
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作用得到發揮，自然就產生了收入的分化。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分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一個主要的指標就是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在不斷地擴大。改革初期的1984年，基尼系數是 0.26，2000 年上升到0.42，達到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2004年則上升到0.46。
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的收入分配中，最貧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將近30%。
富人的奢侈消費和窮人的生存困境同時并存，而且兩個群體之間缺乏良性互動，誘發出社會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這些情況說明，我國社會的不和諧和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更多地關注公平的階段了。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如何有效地解決中國經濟與社會分化的問題呢？
段應碧：解決社會分化問題，不是簡單的“劫富濟貧”。我主張通過推動收入的三次分配，促進社會和諧。
首先要完善市場、搞好財富的一次分配。市場是財富第一次分配，要從根本上提高效率，促進公平競爭，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使國力增強，福利提高。
第二，要合理稅負，搞好二次分配。在打擊非法收入的同時，應當利用稅收杠桿搞好二次分配，提供公共支持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性，抑制社會的繼續分化，實行累進稅制，合理“削高”；實現扶貧與社會安全網建設，合理地“抬低”，促進社會公平。
最后，還要注重財富的第三次分配，促進NGO及非營利組織的發育，特別是公益慈善性組織的發育，建立公平社會，促進社會和諧。推動先富人群和后富人群之間的互動，平衡社會的心理沖突。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政府給低收入人群的補貼，他們不會更多地感恩，相反會認為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但如果先富人群交完了稅再拿出來錢資助這些低收入者，他們就會感動，這種感動可以減輕社會相對失衡的心理沖突，激發后富人群的斗志和責任，先富人群也會通過做善事發現自己新的生命意義，增強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如果這兩種人通過互動得到新的東西，那么社會的和諧度自然就會增加了。
《第一財經日報》：在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上，政府、企業和個人的社會責任何在？如何更好地開發和利用社會公益資源？
段應碧：公益資源來自兩種，一種是先富人的錢，另一種是先富人的服務。公益資源可以用于關注和緩解社會的苦難，增加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增加公共事務的公益資源總量。
我國公益資源是非常豐富的。據統計，我國非營利組織每年籌集的資源有50億元，其中大部分來源于國際組織，而國內社會公益資源投入，僅為國民收入總額的0.1%，而在發達國家一般都在8%到10%。
為什么我國企業和個人慈善捐助的熱情不如發達國家呢？我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整個社會的公益意識，尤其是先富人群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還有待提高；二是公益捐助的稅收政策優惠不夠，現在捐贈給中國扶貧基金會的捐款，國家給予全額抵扣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政策，但是還有眾多的社會捐款并沒有享受到這種優惠；三是很多NGO組織因為管理水平低，得不到社會的有效信任。如果我們能夠開發出國民收入的1%成為公益資源，就意味著能動員1000億元的公益事業投入，這能有效提升全社會的公益事業水平。
當然，社會要為NGO特別是公益慈善組織的發育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而NGO組織自身也應該研究貧困群體的需求，設計與之相適應的援助項目，有針對性地緩解貧困人口的疾苦，同時要讓捐贈者放心，給捐贈者必要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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