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夫
一、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
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也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礎，而成為中華文化的道統。所謂道統，就是把中華民族所創造的人類生存原理流傳下來，為子子孫孫所遵守，只要中華民族不斷的要求生存，則中華文化的道統自然永久存在。中華民族珍視此一道統，數千年來代代相傳，自戰國以迄今日，歷代的治亂興亡，難以盡言，有時政統可斷，而道統始終不斷。就因為道統不斷，所以每次大亂之后，撥亂反正，重建國家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確信儒家思想的學者。而且歷代都有大儒，繼承儒家的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之，都發揮適應各該時代的作用，其最著者如漢代的董仲舒、鄭康成，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韓愈、李德裕，宋代的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明代代的王守仁、朱舜水，清初的顧炎武、黃梨洲、王夫之等。試研究歷代大儒的思想，就可知他們都能把握歷史演變的契機，使道統得以維護，國家民族得以生存。真理永不毀滅，沒有時空的限制、阻礙，儒家思想可以說是人類共生共存的真理，自然不受時間變遷的影響，亙古常新，所以孔子被稱為“圣之時者”。美國近代歷史哲學家杜蘭博士（DR.Will Durant）對儒家思想的觀察最深，在其所著Our Oriental Heritage一書中說：“中國歷史可以孔子學說影響來撰述。孔子著述，經過歷代流傳，成為學校課本，所有兒童入學之后，即熟讀其書而領會之。此一古代圣哲的正道，幾乎滲透了全民族，……使中國文化之強固，歷經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墜；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響而作改造。……即在今日，猶如往昔，欲療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墮落、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產生的混亂，其有效之方，殆于過于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的薰陶。”近來西方學者和杜蘭博士持相同見解的，尚有其人，即如十馀年前索忍尼辛在哈佛所講的“一個分裂的世界”，就有許多論點與儒家思想相通，他主張精神物質的平衡，以矯正社會的物質偏差，正是中國所崇尚的中庸之道。這些都可證明儒家思想的確具有新時代的意義。
現在我要把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息息相關之處，作一簡單的說明。孫中山先生最初僅說自己所持的革命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后來對俄國代表馬林的詢問，才明白的說：“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所以在講演民族主義時，則說：民族思想是我國祖先所遺留，民族主義只就所遺留者發揚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儒家的民族思想是嚴夷夏之分，主張民族國家的統一，國父亦多采用而更加充實，而對外國則采興滅國，繼絕世，使之共生共存，民族平等。在講民權主義時，對于儒家的天下為公及民本思想，幾乎完全接受。在講民生主義時，則完全采用儒家的仁政思想，所謂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中心觀念，正是孔子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說：“諸君或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么，不知道中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行的并田制度，……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凡此，均足見儒家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本源。我為更明確的說明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當就倫理、民主、科學三方面，分別敘述儒家思想的時代意義。
二、儒家倫理道德的時代意義
儒家思想重視倫理道德，因為人的四周盡是人，其相互關系甚為復雜，歸納之為五大類。其上下的關系，在內為父母子女，在外為君臣（即今之所稱長官與部屬）；其前后左右的關系，在內為夫婦及兄弟姊妹，在外為朋友；其余的可照輩份、地位、年齡的不同，比照歸人五類之中，儒家稱之為五倫。這五倫關系，古今相同，人與人間相處之道，叫做倫理道德。倫理道德的稱謂，孟子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在《大學》中申述止于至善時，謂“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其他用之于倫理的德目大同小異，其基本精神皆歸于仁愛。自從漢武帝尊儒以后，以儒家仁的教育為中心，歷代教育皆以明倫為主，未嘗稍變。到了現代，孫中山先生主張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為救國的道德，所以民族主義以倫理為基礎，而以仁愛為民族倫理所發揮的極致。后來又增加禮義廉恥四維以配合八德。在四十年前，我擔任教育部部長時，規定以禮義廉恥四字作為各級學校的共通校訓，作為各級學生的訓育目標，當時風行全國，對于加強抗戰精神，確曾發生相當的效用，所以直到現在，各級學校的校訓，還沒有變更。目前的倫理教育是必須堅持這一民族精神、民族大義的武器，才能復光中華民族。
德儒萊布尼茲（Leibnitz）說：“中國人在實踐哲學方面超越吾人，對于人類生活行為與利益，曾設想一套倫理政治的法則。”實則所謂倫理是人類生活的正當方式，不是圣賢要這樣設想，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應當這樣做，如同順道走路一樣，所以叫做道。孔子教人學道的次第，是博文約禮，博文是方法，約禮是實行，其要旨在于求仁。求仁就是做人所應做的事，假使人類不能從自身的努力去發展人的特性，則仍將退化復歸返于禽獸了。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求生存原為人類進化的原動力，一旦飽食暖衣，生活無憂，自會由飽暖而思淫欲，將人與人間的正常關系搞亂七八糟，倫常乘謬，爭奪殘殺的獸性復起，勢必近于禽獸。我在《人理學研究》一書中，認為倫理道德是人理學中極重要部份，故曾不習題其煩的再三說明：倫理為維系人類生存的要件，倫理存，則人人具有集體生活的條件，有團結互助的基礎，因之，社會有秩序，家庭享和樂，國家致安寧。否則倫常既失，人各為私，國家社會遂成為一盤散沙了。所以政治的第一要務在“正人倫”，教育的第一要務在“明人倫”，實以道德的實踐，在于人倫的端正，人倫既正，道德始立，道德既立，國家社會始有平治安寧之日，儒家倫理道德的時代意義即在于此。
三、儒家民主思想的時代意義
儒家的民主思想是早已有之，所謂“民為幫本”、“民為貴”的民主觀念，隨著道統一脈相承，成為儒家思想的特質。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與獨立，孔子道倡“有教無類”，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使能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又主張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就是民主政治。孟子更大膽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唐宋時代實行科舉制度，使全國人士公開競爭，這就是應用考試制度，以達成選賢與能的目的。歷代治權大都掌握于相臣之手，讀書人只要敦品勵行，自可出類拔萃，參與國家的政治，所以歷代政治雖治亂相承，卻始終建筑在儒家仁愛的基礎上。為政首要，在得民心，民心之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孟子早已說明此意：“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有心斯得民矣。”后儒甚多相似的言論，至清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則民貴君輕的思想益彰。所以人們認為《明夷待訪錄》比之盧梭的《民約論》是一百年，而思想更切實偉大。
其實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啟發而產生的。自從利瑪竇等傳教士來到中國，《論語》及《大學》、《中庸》的拉丁文譯本在巴黎出版，當時歐洲各國學者大受影響，認為中國文化是公正的、仁愛的，中國政治制度是高明的、完善的。再經福祿特爾（Voltaire）及重農派對孔子的推崇闡揚，成為推倒中世紀以來封建社會下貴族政治的武器，終于掀起美、法兩國的大革命，世局為之創新。一九四二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說：“中國哲學與其國民性的趨向民治，對于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的影響。美國建國之初，若干賢哲倡導革命，奠定憲政，其信仰與作風，直接挹取于歐洲，間接導源于中國。此種文化因緣，美國人士現多茫然無知。”又說：“中國文化實為啟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為創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動力。”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本為同一潮流，法國革命文獻中的一七九五年法國憲法載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儒家民主思想的時代意義了。
四、儒家科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我主譯英人李我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覺得此書對于中國科學的成就，鉤玄探幽，推崇備至，至足令人感佩；然而在其“儒家與儒學”一章中，竟否定儒家對于科學的貢獻，則不無遺憾。在此書節本第二冊的前言中，我曾簡略的說明儒家的科學思想，認為儒家原以心物并重、仁智兼賅立教。在《大家》一書中，格物為一切之首要；在中庸則以盡物之性，緊隨盡人之性之后，而在治國平天下的九經中，又列來百工為一經。中國古代人民除經營農業外，僅有關于食衣住行育樂的日用必需手工藝品，不若現代大量生產的工業。周禮考工記說：“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考工記與中庸都重視百工之事，其目的實用，而禁止淫巧無益之作，其獎勵工業的方法，“日省月試，既稟稱事”，與現代工業科學注重研究發展及提高技術人員待遇之道，完全符合。可見時有古今，道無二致，惟歷代大儒多僅注重盡人之性，而忽視盡物之性，以致有今日科學工業落后。不過李氏對于宋儒有關科學及宇宙論的理論，甚為推許，并且明白指出朱熹的自然有機體論對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的影響甚大，使現代自然科學由機械的宇宙論進步到有機的哲學時，世界學術遂突然踏入達爾文、菲理沙爾（Frazel）、巴斯德（Pasteur）、斯柏曼（Spemann）、浦郎克(Planck)和愛因斯坦（Einstein）的時代了。他特別指出這條思想路線，由懷德海（Whitehead）至恩格斯（Engels）、黑格爾（Hegel），回溯到萊布尼茲，而萊布尼茲的思想是來自朱熹。這是西方人士所未知的文化線索，可知儒家科學思想的影響至為深遠。
二十世紀是科學技術的大時代，科學為人類增加福利，但亦引起了許多嚴懲的困擾及危機。這就由于現代科學偏重物質，人被物質所誘惑、所陶醉、所催眠，道德愈日趨墮落。我們儒家的科學思想是心物并重，仁智兼賅，認為科學的發展必須以倫理道德為基礎，才能有益無害。
五、儒家的王道文化是救世良藥
由上所述，可知儒家的王道文化，終必成為人類所瞻望的燈塔。兩次世界大戰的慘育教訓，應足以喚醒世人，使知僅憑武力與金錢，不足以解決世界問題。人類的幸福，全憑去私心存公道一念之轉，亦即道德二字的真義所在，不和不平的事實既存在，世界安有和平的前途？儒家思想歷史悠久，累積數千年先圣先賢所得的經驗，對人文科學研究最精，遠勝于人，為人類之廣生和長生計，既知不能憑財，更知不能憑力，必須憑德，文化始有其真基礎。故儒家思想有德本財末的昭示，有王道勝于霸道的信念，我們若能遵守此一昭示，確立此一信念，則儒家王道文化復興之日，即為人類幸福共享之時。我們當確信儒家思想具備有時代精神，繼續努力于復興民族文化，終能爭取最后的勝利。記得前清英國大使朱爾典在他返國時，路過福州；當時曾留英的著名文學家和海軍將領，他的好友嚴復先生正在福州基地，獲訊后，嚴氏登艦前往送別，談及國事，因擔心中國已面臨滅亡關頭而傷心淚下。朱爾典即答覆說：“中國不會滅亡，因為中國有一大寶藏，只要能固守堅持，善加利用，中國不會滅亡。”他更進一步說：“我憂慮的倒是歐洲的前途。”嚴氏驚奇的問“什么寶藏？”朱爾典答覆說：“四書五經。”數千年來我們的民情習尚，不用詞費，盡人皆知都是四書五經的智慧和教訓所鑄成的。從朱嚴二氏的談話中，可以明白一位深思客觀的外國朋友，以以實際和批判的眼光視察了中國歷史的演變后，都可以得到這私一個結論；中國民族的一致性，中國的文化文明所經歷的艱難困苦，都證明其先天的卓越越性，是在亞洲各鄰國中所獨具的，且常是征服了、同化了那些曾征服中國的民族。
再回頭看七十年代的歐洲，便顯出這位英國人士的眼光是多私的遠大而正確。這一段話對于青年是正確的指示，正可說明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儒家思想是重視人生的責任與意義，所以吾人須光大一己的生命，以求仁道的發揚；貢獻一己的智能，以增進全民的福利。成己的目的在成物，吾人自宇宙取得智慧、智識、經驗，集于個人而成己，當復用之于成物，大公無私，視人如己。且應多取多得，使一己的條件愈為充實，其為人類作更大更多的貢獻，這是人生的責任，人生的意義亦即在此。希望由成己以成物，發揮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儒家的救也精神，因而愈見弘揚，中華民族幸甚，全世界人類幸甚。
（陳立夫 臺灣中華孔孟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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