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號稱“清代第一儒商”的常氏家族的家訓。回來越想越覺得有意思。“學而優則賈”—學即知識，賈即商—不就是知識與經濟的結合嗎？我本來就認為，自然經濟與信息經濟之間，存在隔代遺傳的螺旋式上升關系。現在又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輔證。
“以知識為基礎”，這只是三晉儒商與信息經濟的形似。神似處卻在“以人為本，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包括統籌人與自然、統籌經濟與文化、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對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等。
信息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否定之否定。探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結合的晉商經濟，可以啟發以人為本統籌發展的新經濟。
作為知識與經濟結合體的“學而優則賈”
邁進晉中榆次常家大院，我最初還沒在意，第一感覺只不過是：嚯，又一個土財主，在自己家里，蓋了座“故宮”（100余座院、4000多間房、50多幢樓）外加個“頤和園”（7座園林、一個湖、高閣低亭、曲廊齋坊、水溪池潭無數）。
真正令我心中一震的，是常氏家訓“學而優則賈”。學而優則賈，實在精辟！
其一，學而優則賈，是對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反叛。學而優則仕是權力社會的寫照，顯示了知識對于權力的依附。學而優則賈，第一次在知識與價值目標的關系上，將商擺在了仕的上面。這在傳統社會中，實屬難能可貴。
其二，學而優則賈，突出了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在美國，最優秀的人才不是在做官，而是在經商。在中國以往的農業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個人的商業機會較少，客觀上也逼使人們走學而優則仕的獨木橋。儒商選擇學而優則賈的人生道路，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具有時代意義的。
其三，學而優則賈，將知識與經濟內在地聯系在一起，在新經濟中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研發的本質，就在于學而優則賈。在知識經濟中，更是只有學而優，才能適應商業社會的激烈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儒商具有知本家的特征。只不過對于知本家來說，這個商不是與民對立的，而是資本與勞動的結合。特別是，當文化產業化和產業文化化興起為經濟的主流時，研究儒商更具現實意義。
常家大院，是“學習型社會”的一個榜樣。
“學而優則賈”主題，在常家大院，都滲透到磚瓦中去了。例如我看到一處“外三”墻磚上，就刻著“知春秋大義”，“為學子本色”。在這樣的崇尚學習的氣氛中，常家出過進士，建有“進士弟”。傳到十六、七世，現在活著的教授，就有幾十位，分布在全國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中。
常家大院還有一種連中關村都不具備的硅谷氣氛。我以為硅谷的知識，屬于創意型的，非青山綠水不足以匹配。硅谷的知識是甜的，中關村的知識是苦的。這一點很象常家大院與王家大院的區別。王家私塾偏安一隅，里邊一群愁眉苦臉的小娃娃，一位還睡在了桌上。而常家夜自習的地方，叫鋤月，意境是讀書既晚，池上洗筆，攪動一池明月，是謂“鋤”月。體現了學在其中、樂在其中的境界。我覺得如果把常家大院搬到中關村，中國軟件超印度，會早好幾個時辰。
作為以人為本統籌發展的“學而優則賈”
學而優則賈，真正的意義，還不在上述所說的那些表層的東西，如知識、知本、商業精神等等，而是有更為深遠的意義，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信息經濟與自然經濟的根本共通處，在于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的合一。
我看了很多對常家大院的介紹，都不如網上《北京之窗》的一則廣告解析得深透。廣告中說常家的學而優則賈：“將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完美地體現在經濟意識與經營活動中，實現了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的合一，遂成清代馳名中外之儒商望族。”
工業經濟的致命弱點，在于將經濟人與社會人對立，從而堵死了統籌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發展的最關鍵門徑。它的典型經濟學表現，就是片面強調經濟，忽視社會；片面強調經濟人理性，而忽視社會人理性。人們通常在談經濟問題時，用“倫理道德”概括社會人理性，是不準確的。所謂“道德理性”，在本質上是屬于經濟學范圍本身的社會人理性，而不是經濟之外的東西。互聯網的本質，不在于強調節點型的經濟人理性，而在于發揚聯接型的社會人理性，其技術的經濟映射物是社會資本。在這一點上，它與儒商的自然經濟，雖然在生產力基礎上完全不同，中間還隔了蒸汽機一代生產力，但在統籌發展上，有重要相通點。
信息經濟的歷史使命，如果放在“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這個正反合邏輯中，顯然不是主張IT要怎么怎么樣，而是要主張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在繼承工業經濟形成的經濟人理性假設的基礎上，通過社會人理性的重建，在更高的生產力層面上，復歸自然經濟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統籌協調發展。信息在這里的根本作用，就是統籌協調用的“膠水”。凡是認識不到信息化這種“膠水”作用的人，我都視他為信息時代的門外漢。
信息和生物技術，作為一種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協調溝通的技術，與蒸汽機技術—它指向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分屬方向相反、對象不同的兩場革命。信息和生物革命最終會同誰走到一起？顯然是生態保護主義、人本主義。所以我認為，后現代主義者也許從儒商那里比他從傳統工業化道路的堅持者那里，能學到的東西更多。因為統籌發展，正是他們之間隔代遺傳的基因。
第二，把經濟與文化結合起來發展。
儒商，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知本家，不是主要靠知識作為生產要素為生的人。知識對于儒商，一方面是學識準備，一方面是修養儲備。學的真正含義還是在人倫。學而優則賈，是儒商的原則。這里的學，不光是學知識，從晉商的實踐看，更多與修身做人的倫理相關。那個時候的學，學的多是今天文科的東西。但從今天的角度看，恰恰是儒商這種經濟與倫理、經濟與文化不分的狀態，對于未來大國崛起中必然面臨的經濟和社會統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東方價值的參照系。
經濟與文化不分，是自然經濟的重要特點；經濟與文化統籌合流，將是信息經濟的重要特點。我預言，隨著工業化的漸近完成，文化從經濟中剝離的趨勢，將發生一次重大逆轉。文化將借信息化的力量，重新融入經濟之中。未來國家競爭力的經濟高端，將在文化產業化和產業文化化中形成。我這樣說，你可以不信。但勸你聽一聽制度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青木昌彥的看法，他認為日本將經濟與文化結合起來，（標志是從GNP轉向GNC），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又一“偉大歷史轉折”。中國可以錯過一次明治維新，不可錯過第二次。我們現在的認識，還停留在第二次明治維新之前的幼稚階段，例如把文化當作“內容”、當作“精神”等等。在這點上，我建議大家不用大老遠地去學日本人，到山西見識見識晉商大院，看看晉商如何在經濟中文化，在文化中經濟，就懂得后現代的GNC是什么了，懂得日本的GNC為什么讓美國《外交季刊》和《時代周刊》感到可怕了。
第三，信息經濟時代的中國人，要學習自然經濟時代中國人的創新精神和開放心態。
不要認為我說反了。我們現在追求的所謂大國崛起，不過是我們的前人曾經歷過的事情。那時領先的中國人，未必保守和封閉。反過來我們該擔心的是我們自己。
我原來以為晉商都是土老冒，這次到山西，印象大改。山西作為古代金融貿易中心，相當于今天的上海。晉商當時“匯通天下”的精神，一點不亞于現在的互聯網精神。
平遙日升昌的雷履泰，居然一個人自己發明了一種金融制度（票號制度，相當于現在的銀行），推行到全國，改變了中國經濟。就創新精神和創新難度來說，我看不亞于比爾·蓋茨。如果說雷履泰是個別情況，但他的金融創新能廣為接受，說明整個社會不保守。
更重要的是，雷履泰這種行為，具有大國氣象。一個國家崛起為大國，必得有雷履泰這種定義新規則、新秩序的大氣象之人。相比之下，你看現在的人，多么不自信，讓一個小小納斯達克崩盤，嚇成那個樣子，幾年不敢說一個“新”字，不敢沾互聯網的“腥”。而國內在美國網絡股崩盤后，對新經濟那種“苦大仇深”、幸災樂禍的輿論氛圍，也不比雷履泰創新面對的環境寬松多少。
德國地理學家、曾任柏林大學校長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學術著作《中國》一書中曾這樣評價晉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和金融才華。”我以為，今人要學的，不是山西人如何會理財，而首先是晉商那份自信，要有晉商時代中國人那種大國氣度。
自然經濟時代，我們有這種表現為創新和開放的大國氣概，敢于進行中國獨有的制度創新。信息經濟時代，做強國要求更高，中國人表現不應當更差。（來源：互聯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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