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善在中國具有豐富的文化含義,它既指人與人之間的關心、愛護和幫助的行為,又指人對人的一種心態,包括同情心、憐憫心等。慈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指整個社會、民族的一種事業,即:當人對人的關心、愛護與同情,已經由個別人發展到全社會的共同行為和共同心理時,慈善就具有了社會心理、社會倫理道德和社會行為的意義了。
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善良、智慧的民族,中華民族有著優秀的傳統文化歷史,慈善文化在中華傳統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為中華民族的團結、文明和進步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必須從現代化的高度注重傳統慈善文化的現代化建設、增強全體社會成員的慈善意識,擴大與世界慈善文化的交流,發揮慈善文化在社會轉型時期對社會結構的調整作用,。
一、中國傳統的慈善文化
自古以來,中國人民就有著樂善好施、扶貧濟困、尊老愛幼、扶弱助殘的傳統美德,這些傳統美德體現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慈善文化,在中華大地上世代傳揚,歷久不衰。
第一,以“仁”為核心的古代慈善文化
在數千年的發展歷史中,中國古代的慈善文化大約經歷以下主要發展時期:
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慈善思想。早在戰國末年,《禮記·禮運篇》中提出了要使世界“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思想。孟子也提出“守望相助,出入相支,疾病相持”的主張。可見,中國的慈善文化很早就出現于以家庭為基礎的全社會的普通百姓的思想之中,有著深厚的民族基礎,它要求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家庭,慈愛自己的親人,還要慈愛社會中所有的人,讓社會中所有的鰥寡孤獨和殘疾人得到社會的關懷和照料。
東漢時期,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中國的慈善文化與佛教的濟貧思想逐漸結合起來。佛教寺院的出現,使中國有了最早的民間慈善救濟事業。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論,有極其濃厚的“福報”、“修福”的觀念,對人有很強的吸引力。到了唐朝,隨佛教的迅猛發展,佛教寺院的財產已非常豐盈,寺院慈善事業隨之迅速發展。寺院慈善事業主要是濟貧、賑災、醫療、戒殘殺、宣傳慈善等方面。直到宋代,民間的慈善事業大多由寺院僧侶和佛教信徒從事。
宋元時期的政府與民間慈善。宋代,民間慈善和政府統治逐漸相結合,朝廷主辦的慈善機構出現。朝廷的慈善從養老到慈幼,從醫療到送終。當時建立的規模不等的居養安濟院、慈幼局、慈幼莊、嬰兒局等,成為朝廷治國安邦的重大舉措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慈善宣傳及私人慈善活動也不乏見。如,范仲俺宣傳的“義田”,朱熹從事的“社倉”等,與官方和寺院的慈善活動相結合在一起。
現代慈善萌芽于明末清初,在自然條件較好、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地區的無錫、太倉等地區,先后出現了同善會、廣仁會、同仁會等民間慈善團體。其中,明萬歷18年(1590年)成立的同善會是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同善會的活動方法為:一是通過集會演講獲得捐獻。由主會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講演,勸人行善,做安分守己的良民,共建地方“好風俗”。講演結束后,有時也對聽講的貧民給予少量的施舍。二是發展會員,通過會員集資善款。三是置辦不動產———土地,通過地租收入維持運營。同善會的救濟對象首先是生活無著的孝子、節婦,其次是未被養濟院收容而不愿以乞討為生的貧老病者。這些人先要經會員推薦,再由同善會調查核實,才有資格領取善款。
同善會既不同于宋朝時期國家干預的慈善事業,也有異于此前出現的寺院的和個人的慈善活動,它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全新的非宗教性的、非個人志愿性的慈善救濟事業,是中國現代慈善事業的萌芽。
第二,以“救國”為目標的近現代慈善文化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進入到一個憂患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在面臨嚴峻的挑戰的同時又出現重大的發展,呈現出以下特點:
中國傳統的慈善文化被賦予民族復興的使命。在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發生巨大變化面前,救民必先救國,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受到民族存亡的嚴峻考驗,被賦予了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慈善文化在宣傳和動員全民族拯救國家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洪秀全宣傳的天下太平,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等思想理論,都自然地突破了中國古代慈善文化原來意義上的樂善好施、賑災救民、扶貧濟困、尊老愛幼、苦樂共享狹隘范圍,而是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富強和發展聯系在一起,與世界發展聯系在一起。
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與西方慈善文化相融合。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西方特有的民主色彩的慈善文化開始猛烈沖擊中國封建的傳統慈善文化。西方慈善文化的傳播者大量來到中國,他們宣傳慈善和興辦慈善事業的動機和目的各不一樣,有的是為了在中國立足,借興辦社會慈善事業來取悅中國人;有的是出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需要,以辦慈善事業來沖擊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有相當一部分外國人確實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把慈善當作一種國際性的救援事業來實施的,如,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他真心真意地幫助貧窮的中國人擺脫戰爭和奴役,直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又如,著名的美國石油集團的企業家約翰·洛克菲勒在北京創建了協和醫院,就曾經為中國的公共醫療慈善事業作了重大貢獻。
如果我們撇開西方在中國興辦社會慈善事業的種種目的,僅從中國慈善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西方的慈善文化促進了近代中國慈善文化的發展,使中國古老的慈善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即:慈善沒有國界,慈善是人類共同的美德;慈善不僅僅是傳統的救窮,慈善關系著國家和民族發展。
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呈現出新的嘗試、探索和大發展。自1840年后,中國連年戰亂,災害頻發,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由于政府不力,大量的慈善救濟工作只得由民間慈善組織來承擔,而民間慈善事業的蓬勃發展帶來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的大發展時期:
1.慈善機構的建立:在中國近現代,民間的慈善機構迅速發展,影響較大的有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幼協會、戰時兒童保育協會、香山慈幼院、華洋義賑會等。1948年的《中國年鑒》披露:當時全國有4172個救濟機構,其中私立者1969個,占47%強。此時的慈善機構已有章程,已與海內外有許多聯系,已能舉辦大型的賑災活動,已在民眾中有較廣泛的傳播,其中一些組織還與政府有較密切的聯系。近代中國著名的慈善組織“中國紅十字會”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光緒三十年(1904)的日俄戰爭時期,為了救濟東三省難民,上海人沈孰聯合各國紳商,在上海成立“萬國紅十字會”,1911年,正式定名為“中國紅十字會”。雖然該會于1934年先后被國民政府內政部、衛生署主管。但,該會對國內外災變之救濟賑濟及傷病之治療的宗旨始終未變,抗戰時期還在國內外發動過若干次支持中國抗戰的捐款行動。
2.慈善宣傳的增強:近現代中國,宣傳慈善的方法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以教育家、社會學家晏陽初等,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開展的鄉村教育運動,針對當時中國農村的四大病癥"愚、窮、弱、私",提出"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的四大教育聯環并進的農村綜合改造方案,試圖通過在落后的農村開辦貧民教育,尋找中華民族的復興途徑。除此之外,一部分政府要員的家屬、下野政界官僚、軍界將領、清朝的遺老遺少如宋藹玲、熊希齡等,也開始了慈善宣傳,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其規模和水平甚至超過了外國在華慈善機構。
3.結合中國實際的全新慈善模式的探索和成功:五四運動后,就在中國上下探索國家和民族的出路之中,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種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實際結合的嶄新的理論和實踐誕生,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形成,才真正實現了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救國家于危難之中。中國共產黨從上個世紀20年代起,就在中國農村中開始了以根據地為依托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府的建設,不僅使根據地內的貧民百姓真正擺脫了饑餓、疾病、流離失所和死亡,實現了鰥寡孤獨殘疾皆有所養,而且在中國傳統慈善文化中融進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第三,以“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中國的慈善文化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民享有了當家作主的地位,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成為新中國慈善文化的時代內容。新中國的慈善文化在目的意義、組織方式、服務對象、宣傳發展等方面與以前的慈善文化相比較,有三點質的區別:
新中國的慈善文化宣傳人民政府愛人民由于新中國實行的是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共同富裕,所以,新中國的慈善事業主要表現為政府包攬的全體社會成員最大限度的就業、全體社會成員享有政府給與的相同的基本福利、全國各地發生各種大小災害均由政府救助等。
新中國的慈善文化提倡新的社會風尚,新中國在全體社會成員中形成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互相關心,互相進步的新的社會風尚,全社會提倡鄰里融洽、父慈子孝、尊老愛幼。慈善與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緊密聯系。
新中國的慈善文化強調勞動光榮,全體社會成員樹立勞動光榮、勞動創造一切的新理念,其中特別成功的是,建國初期幫助舊中國遺留下的一大批吸毒、賣淫等人員重新做人,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這對于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杜絕社會發生貧窮、疾病、饑餓、流離失所等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的慈善文化雖受到“階級斗爭為綱”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出現停滯不前。但隨著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興起,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又獲得新的發展機遇。
二、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的特征及其地位
綜觀中國數千年的慈善歷史,無論從普通百姓的相互接濟到有錢人家的施舍賑濟,從地方政府的各種賑災到皇帝的大赦犯人,從名人的慈善宣傳到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濟,從政府包攬人民疾苦到社會成員間的勤勞互助,無不體現著以中國的傳統美德“仁”為核心的慈、愛、和、善,體現著人們渴望樂善好施、扶貧濟困、尊老愛幼、苦樂共享的美好愿望。雖然其中不乏政治色彩、宗教色彩和功利色彩,但,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卻經歷數千年發展而不衰,并具有鮮明的獨有的民族特征:
首先,扎根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深厚基礎之中。中國傳統慈善文化的核心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積淀下來的儒家思想以及此思想下的儒、道、佛三家相互結合、相互融合的思想。中國傳統慈善文化中,既包括儒家的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的思想,又包括道家的“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太平經》)的思想,還包括佛家的大慈大悲、普渡眾生、尊崇人的道德修養的思想。這些思想既充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底蘊,又通過百姓、民間和政府的各種各樣的慈善活動表現出來。中國傳統慈善文化起源于家庭,推及于社會,主張通過仁者愛人來實現少孝、中愛、老慈,進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同中國悠久歷史文化一樣,在世界文明歷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代表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心理、性格和特征。中華民族歷來崇尚樂善好施和重義輕利,社會歷來褒揚善良之心和仁慈之舉。中國傳統慈善文化與中華民族勤勞、善良、智慧的民族氣質融為一體。如:“養老之禮”是西周時期的社會禮儀;又如:唐代詩人李坤的“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陸游的“齊民一飽勤如許,坐食貪官每惕然”,杜甫《瘦馬行》中的“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鳥啄瘡”的詩歌,之所以在中華民族中廣為流傳、膾炙人口,就是因為這些詩句無不充滿愛民之心和憐物之心。再如:抗戰時期,宋慶齡、宋美齡、宋藹齡宋氏三姐妹在陪都重慶探望抗戰傷殘將士、看望被日本飛機轟炸后無家可歸的流浪百姓,被民眾傳為慈善事業的美談。可見,中國傳統慈善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民族心理、性格和特征之中。
再次,具有在發展中高度融合外來慈善文化的能力。在中國慈善文化發展歷史中,多次出現與外來慈善文化的沖突,歷史證明,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既沒有盲目排斥外來慈善文化,又沒有失去自我,而是與外來慈善文化交流與融合,發展了自己并逐步拉近了與世界文明的聯系。中國傳統慈善文化首先遇到的是佛教的傳入,結果是中國慈善文化的儒、道、佛三家的相互融合;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刺激下,中國傳統慈善文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出現新的發展;隨著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內容。所以,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本身具有的適應社會發展的特質,具有的吸收外來優秀文化中的優勢。
以上特征,成為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得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反映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對于中國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發展起到過重要作用:
首先,起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慈善文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貧富問題、救助問題始終是社會發展中無法回避和無法根本消除重大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必將導致社會凝聚力降低、引發社會沖突、破壞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的慈善文化,通過自古以來以“仁”為核心的宣傳、教育,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傳和組織有能力幫助他人的社會組織或個人,通過捐獻、施舍、救濟等有效途徑,來緩解和縮小貧富差距,促進人們共同進步的作用。事實上,中國歷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慈善公益團體,從事著社會教化、兒童保護、鰥寡孤獨等社會群體的社會救助活動。所以,慈善文化通過特殊的社會影響和社會號召的方法,體現社會的倫理道德,體現社會對困難群體的關懷和幫助,這對社會結構的改變、對于社會心理的形成和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產生著重大的影響。
其次,起到對民眾的教化作用。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從最早的對鰥寡孤獨的關懷照料的單一宣傳,經數千年的逐步發展,形成?慈善宣傳、籌募善款、賑災救助、扶貧濟困、慈善援助、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慈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激勵人們慈悲為懷,向善為人,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民心,營造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使中國幾千年來,對老、弱、病、殘、鰥、寡、孤、獨關心和厚愛,成為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所以,傳統慈善文化具有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增強民族凝聚力的教化作用。
再次,起到輔助政府的作用。慈善的實質是社會救助、社會關愛和社會服務。社會經濟、政治發展過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需要救助的人群和有待救助的種類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慈善僅靠政府是無力完成的,慈善只能是全民族共同參與的多種形式、多種內容的社會幫助。中國傳統慈善文化主張全社會的慈善行動,主張對不同的困難者提供不同形式的幫助,包括開展安老、撫孤、助殘、助醫、辦學等多種慈善救助活動,解決了政府無法顧及的社會問題,客觀上起到了下為普通百姓解愁,上為國家分憂的作用。
三、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的慈善滯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慈善事業已在慈善機構建設、慈善組織服務、民眾慈善意識、政府法律政策支持和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慈善機構如雨后春筍不斷出現,并正在形成遍布全國的組織和工作網絡。1994年,我國第一個慈善團體中華慈善總會成立。1997年,中國首次規定對提供慈善捐助的企事業單位給予減稅待遇;1999年,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將該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2001年,我國又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等重要綱領性文件中明確提出“發展慈善事業”,并將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事業的組成部分。2004年,國務院重新頒發《基金會管理條列》,進一步確立了慈善基金會的權利和義務,更加明確了慈善捐贈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權益,使社會力量參與公益慈善事業更加法制化。
可是,中國的慈善文化建設與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和與國際慈善事業的發展存在著若干滯后現象:
1、傳統慈善文化的傳承與宣傳的滯后。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是中國寶貴的文化資源之一,也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無論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如何發展,老人、兒童、殘疾人、婦女、貧困家庭、失業、吸毒、無家可歸等社會現象仍然存在,而且,一些新的需要慈善救助的社會現象還會出現。要解決這些社會現象,仍然需要進行大量的家庭、鄰里、親情、倫理、慈善意識、道德水準的教育;仍然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對需要幫助的社會群體付出物質、精神和勞動的幫助;仍然需要更多的民間志愿力量參與解決社會困難群體的心理和精神層面的問題。社會的發展要求:當大多數人已經解決了溫飽、其中不少人過上小康后,人們不僅應該用越來越多的時間關心社會公共事務,而且應該用越來越多的經濟余力關照社會慈善與公益事業。社會的需要是慈善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因。在現代化建設中,中國傳統慈善文化所體現的中華民族的勤勞、善良和智慧,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對今天的社會心理、社會道德和社會行為有著積極的宣傳和教育作用。我們應該充分開發和利用自己的慈善文化資源,宣傳中國傳統慈善文化中的精華,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慈善傳統美德,提倡社會成員富裕后的樂善好施,鼓勵人們通過人道關懷體現自我的社會價值,樹立全社會相互幫助和關懷的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使慈善成為一種社會責任和公民義務。
2、慈善文化功能發揮和慈善文化網絡建設的滯后。慈善文化具有教化民眾、維護政府和穩定社會的功能,在知識經濟時代,充分利用現代文化宣傳手段和建立慈善文化宣傳網絡體系,對于充分發揮慈善文化的功能十分重要。近年來,我國開展的對世界殘疾日、世界艾滋病日等國際性慈善活動的宣傳以及助學、扶困、敬老、愛幼等國內重大慈善事業的宣傳已初見成效,但是,距離建立慈善文化宣傳的網絡體系、充分發揮慈善文化的多功能服務作用還相差較遠。我們應該充分開發和利用廣播、報紙、互聯網、電話、通信等宣傳手段,經常地有針對性地宣傳慈善文化;也應該通過慈善知識培訓、慈善內容咨詢、慈善捐贈紀錄和慈善輿論導向等來加強社會成員的慈善意識;還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形成全國范圍的涉及醫療、教育、科研、公用事業、賑濟等包括行業系統、社會福利和基金運作的慈善組織體系和宣傳體系。
3、公平、高效的慈善援助體制的建立的滯后。慈善援助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而我國目前慈善事業的主導是政府而不是社會。政府包辦慈善事業,不但不適應現代化慈善文化的發展,而且存在弊端:一是行政管理范圍相對狹小,導致跨地區、跨行業的慈善救助實施困難;二是政府救濟資金管理的群眾監督不夠,導致慈善資金下撥不及時甚至違規使用;三是由于政府包辦,百姓參與少,缺少法律監督和保護,難以避免貪污腐化、循私舞弊等。如:西安的福利彩票案、成都的慈善義演案等,造成對慈善事業極大的負面影響,使政府慈善行為的誠實性、可靠性大打折扣,嚴重影響了慈善文化的傳播。與此相反,西方國家慈善事業的發展,主要靠的是擁有雄厚經濟支撐和科學管理的民間組織、靠的是以無償從事公益和慈善服務為驕傲的龐大的民間志愿者隊伍,以及二者相結合的民間慈善援助體系。當這些國家遇到各種災害時,民間援助體系便立即快速行動起來,賑災、宣傳、救助等,彌補了政府工作的不足,起到了鞏固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美國慈善救助體系在9.11事件發生后的作用就是最好的說明。
應該看到,非政府的、非盈利的民間慈善機構越發展,民間慈善服務領域越擴大,社會自我管理水平就越高,社會的慈善意識就越強,為解決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發揮了難以替代的補充作用和保障作用。如何建立公平、高效的慈善援助體制、如何開發民眾中的慈善資源和潛能,是現代化的慈善事業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4、中國傳統慈善文化與國際慈善文化結合的滯后。進入21世紀,慈善已從扶貧濟困、賑災援助、社會福利的領域擴展到關愛自然、關愛地球、關愛全人類,慈善事業日益跨越國家和地區,成為更具有和平、互助、進步的世界性的重大行動,可以說,慈善已經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密切相關。中國傳統慈善文化必將隨著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富有更加深刻和廣泛的國際含義。中國傳統慈善文化要發展,就必須與國外慈善文化交流,必須融合國際慈善文化中的慈善意識、慈善體制建設、慈善組織管理、慈善資金運作、慈善法律支持等方面的內容,必須獲得來自國際慈善資金和慈善項目的支持,必須為海外關心中國慈善文化發展的機構和人士提供周到而細致的咨詢服務。
總之,我們必須從現代化的高度認識中國的傳統慈善文化,注重傳統慈善文化的現代化建設、增強全民族的慈善意識,發揮慈善文化在社會轉型時期對社會結構的調整作用,注重中國傳統慈善文化與世界接軌,并在與世界的交流中保持和發揚光大。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社會學系 |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42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