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明
教授的道德，最近似乎成了公眾關注的焦點。問題的緣起，是傳媒上報道了一連串與身份為教授的人相關的丑聞：以試題同考生作性交易，不斷以攜帶“妻子”出國訪問的方式組織偷渡，等等。由此，各種以質疑或警告的口吻提出的關于“教授的道德”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不過，問題需要澄清。
的確，“教授的道德”比“官員的道德”或“商人的道德”，對讀者來說，標題會更引人注目。基本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表層的，一個是深層的。表層的原因，是涉及官員或商人道德問題的報導，人們司空見慣了。關于教授在這方面的新聞則仍較珍稀，更何況，其中有些丑得富于戲劇性。深層的原因，是公眾對教授比對一般人有更高的道德期待。這種期待，來自我們的文化傳統。韓愈的《師說》，就提出教師的使命是傳道、授業與解惑。這本是以“萬世師表”孔老夫子為范型而抽取出來的說法，后來竟成為深入人心的師道的基本規范。傳道即傳道德仁義之道，教師自然應是道德的楷模。盡管世道變遷，傳統式微，但從不斷翻唱的各式“園丁頌”來看，教師是道德人格化身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教授是大學教師，是教師行業中知識素養處于最高水平的階層，因此，若其中有人有不道德的行為，自然讓人格外不能忍受。
其實，原因不是理由。由若干教授缺德的事件，邏輯上難以導出對“教授的道德”的質疑。因為后者是指涉教授這一職業性的道德問題。然而，上述例子既不表明其不道德的行為同教授的職業有因果關系，也不意味著是違背教授這一職業特有的道德規范的現象。它是不同職業的人都可能發生的丑聞，以試題作性交易，同以選演員、貸款或其他批文作性交易，性質是一樣的。至于挾帶人口偷渡，更與教授的職業風馬牛不相及，是個人犯罪行為。很多年前，美國有個著名的郵寄炸彈的“郵包殺手”，職業是數學教授。但事后輿論討論的是他的變態，而非他的職業根源。當然，如果教授這個行業中，道德墮落的現象很普遍，雖然觸犯的不是職業道德而是一般公共道德問題，人們也可對“教授的道德”提出質疑，但時下的證據并不支持這種假設。
那么，能否對教授提出更高的道德期望呢？傳統的信念是這樣，但在當代仍這樣會不合時宜。因為傳統的師與今日的師，社會角色功能并不一樣。在現代化的背景下，與過去的傳道不同，今日大學里傳授的知識，絕大部分是科學與技術知識，即使是社會科學問題也是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下研究或講授的。傳授這類專業知識的教師，并不需要讀圣賢書，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并非評價其是否合格的條件。在現代教育機制中，即使講傳統的道德學問，也不能保證其是道德人格的化身。有人為現代新儒家的一位大師擬了一副對聯：宋明理學，魏晉人物。略知思想史的人對此都能意會，這是對其不能知行合一的諷刺。所以，我們也不必為那位挾帶人口的教授竟是研究儒家學問的專家感到驚奇。在西方或其他東方社會，中國傳統那種師的角色，是由各種宗教神職人員承擔的。而這種角色對今日中國的教師或教授來說，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我們只能以一般社會精英階層的標準，衡量教授的道德及格率，而不能將其拔高要求。否則，會混淆公眾的視線，忽略對真正的“教授的道德”問題的關注。
精英也不必說得很玄妙，就是由有權（官員）有錢（商人）有名（知識分子）的人組成的社會階層，其實就是強勢社會集團。他們主宰著社會的前途，公眾有理由要求他們更嚴格地遵循公共道德規范。其中任何一員違反規范，都應受到公共輿論的譴責，但這是針對特定的個人而非對職業階層而來的。然而，的確存在整個階層的道德問題需要檢討。作為教授隊伍中的一員，我想提請公眾關注“教授的道德”問題。教授們除了遵循社會公共道德規范外，還有自己的職業規范。“教授的道德”就是教授的職業道德。它是確保教授們在特定的學術教育體制內為社會創造與傳授知識的行為規范。如果教授只有公共道德而沒有職業道德，教授就不成其為教授，大學也就難成體統。
那什么是教授的職業道德呢？一般來講，它體現在大學的規章制度及校方與教授們簽訂的工作合約之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追求對理智的誠實。理智的誠實可以具體化為一些要嚴守的紀律，例如禁止對他人知識成果的抄襲與剽竊。現在幾乎每篇大學學位論文都有由作者簽名的原創性聲明，就是這種學術道德的體現。然而，理智的不誠實并非僅表現在抄襲與剽竊上，夸大研究成果的價值以騙取經費或信任，不道德的程度可能更甚。這種不誠實不僅是個人品格，而且還涉及集體行為。這些年雨后春筍般涌現的法學院、管理學院，從設施到水準有多少是合格的？其中很多是為了爭奪考生市場，而臨時拼湊掛出牌來的。這是對考生的欺騙，但大學的規章制度不會禁止這樣的行為。還有，大量低水平的學位論文的通過甚至出版，正在降低整個行業的學術水準。原因之一，是對論文進行指導、審閱及答辯的教授們沒盡自己的責任。這些才是整個教授行業道德危機之所在。
教授職業道德水準下降，不僅有個人操守的原因，同時更多是規范教學與研究的制度本身出問題。例如，對博士論文答辯前必須預先發表論文的規定，導致了低水平的論文充斥著各種出版物。不但這些論文發表過程增加非學術的因素，同時，其發表又給其他學生提供低水平的參考文獻，因而可能造成論文品質的惡性循環。又如，在教師升等時，以課題比成果更重要，而成果中又是數比質更重要的原則為評價標準，自然不能鼓勵真正的學術貢獻。不理智的制度，及對不誠實行為的缺乏監管，是“教授的道德”整體出問題的總根源。
大學是整個社會知識創造的發動機。教授的職業道德，是對社會進步有重要影響的問題，而且它時下的確存在問題。如果傳媒能把公眾的注意力轉換到這方面來，那才對準問題的癥結所在。至于如果不是教師，則應該由誰充當社會道德楷模的問題，那是更大的問題，可能得分開討論。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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