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佛教徒是未來發展所趨？
現代社會中，宗教已經從“有形宗教”——即以教會制度為基礎的體制化信仰——轉向以個人虔信為基礎的“無形宗教”形態的信仰。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后現代”為特征的當今社會，已經越來越傾向于“個人自主性生存”，個人自主性是制度式教會宗教急劇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似乎可以證明我們所處的世界將越來越不具備“宗教性”。但是如果從另一方面分析，正因為信仰越來越表現為“個人自主性”，目前人們追求的是“非體制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將側重于個體經驗，那么隨著教會宗教沒落，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滿足個性化需求的“無形宗教”的興起。
現代宗教的發展也表明，信仰的多元化和個性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宗教活力的表現——多種多樣的宗教選擇也給人們提供了表達他們各自興趣和不同個性的表現形式。正因為那些建制性“教會宗教”提供的超越性神圣世界與日常的社會規范秩序已經越來越疏遠、隔離，故有形的、體制性的宗教的影響力將越來越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宗教本身的觀念和價值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這種“多元宗教觀”的沖擊下，各個宗教間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競爭和選擇，單一性質的宗教已無法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
既然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從“有形宗教”即以教會為基礎的“制度化信仰”轉為以“無形宗教”為基礎的個人虔信，那么首先要解決一個疑慮：“無形宗（佛）教”論是否主張宗（佛）教在現代社會已經無足輕重甚至于沒有什么存在價值了？事實卻是：單就大陸佛教而言，當今的佛教信眾對佛教（寺院、道場、僧團、法會等相關建制）的要求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高，而教會總是滯后于這些需求。
誠然，在歷史上，教會佛教一直是佛教重要法事和宗門修行的召集人和指導者，但鑒于目前大陸佛教與修行相關的活動沒有很好地開展（教會活動更多地表現為功利性的宗教儀式），教會的力量有日漸削弱的趨勢。在可見的將來，中國佛教信仰出現更多的是小型的社區俱樂部形式的社團組織。其組織形式將越來越小型化，不太可能出現超級的“宗教巨無霸”。這事實上就形成了所謂“虛擬宗教社區”。目前中國大陸以在家居士為主的佛教修行團體的大量出現，也印證了上述趨勢。
來自基督教世界的考察表明，教會總是在各種場合批評如今的信徒都很少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了，尤其是青年人表現得更明顯。可是，僅憑這一現象便可斷言基督信仰已經無足輕重了嗎？社會學者調查的結果卻是：年輕人雖然不去教堂，但他們的宗教觀卻依然很深。有很多人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在這個世界以外，還有一個靈性的世界存在，此外還相信諸如人類的公義、民族之間的共存、環境保護這些“世俗價值”同樣也是“神圣價值”的體現。單從歐洲來看，年輕人不去教堂，可是卻參加反對南非種族歧視的游行與祈禱會。所以，年輕人認同的價值是非體制的、非有形的宗教，一些前衛的神學家更提出“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已然如此，二十一世紀，對“無形宗教”的經驗與認同可能更會加深。
從中國佛教發展史來分析，教會總是通過制度化的規范來塑造個體人格，從而為其贏得社會存在的合法性根據。但是正因為其制度結構僅僅限于宗教教義之內，也就使得教會在代表社會全體的“普遍意義結構”在個性化時代日益萎縮。在佛法宣信上（“佛法”這一詞語往往有“密傳”與“保守”的色彩），教會總是為教徒“預制信仰”——佛教的延續當然受益于這種“約定俗成范式”，但是這樣一種“教會范式”也正是佛教改革的制約因素。有形的教會可以拒絕非佛教徒（僧人或居士）的教徒身份，但是“文化佛教徒”是以皈信無形的佛法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的。在西語世界，基督教教義和有關基督的信仰神學是各自獨立發展的，事實上西方文明的進程也得益于神學與教會教義的博弈——這種博弈也是宗教不斷完善自身的重要動力之一。
話語的多樣性會傷害佛法的清純性嗎？從兩千年來的中國佛教史分析，佛教正因為保持了言說方式的多樣性（種種方便法門），才使得佛法深深楔入漢語文化精神。趙宋以降佛法的衰落，與其教義的保守（三教合流、禪凈不二）和言說方式的單一（徹底民間民俗化）是分不開的。佛教的終極真理——佛法——既不可能完全壟斷于建制教會、也不可能附庸于國家意識形態、更不可能從日常流行文化中催生。佛法的基礎只能在每個個體活生生的靈魂中、和每個眾生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互動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依據——后者將是促進佛法不斷萌生新的言說方式的最充分理由，也是前者超越世俗組織形式而存在的最充分依據。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思考，目前的大陸佛教（就其弘化度生角度而言）都應該從山林、院墻、象牙塔中走出，深入到眾生的實際生活中，為上述社區型修行團體（或無形式修行團體）提供相宜的服務。臺灣佛教在服務社會的實踐層面已經領先大陸一大截，這一面貌的出現，得益于“人間佛教”在理論層次的深入探討及操作層次的積極展開，其中作為“文化佛教徒”代表的印順法師著實貢獻卓著。
有形的宗教（教會）相信也會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其建制化形態將逐漸呈現出“后現代”特征，甚至越來越趨向“超宗教（派）的信仰”。如果佛教信仰如其教義所訓（“普度眾生”、“同體大悲”）是一個無條件的開放系統，那么佛教徒的組成也可以是涵蓋各個階層的。“文化佛教徒”在提高佛教信仰品質的同時也必須努力吸引并接納更為寬泛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拒絕參加（或很少參加）教會活動、卻對佛教抱有好感的“邊緣群體”。
在新的世紀里，大陸佛教事業如何開展，是最值得教內教外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結合臺灣佛教近幾十年的歷史發展來看，對于目前漢語佛教界力推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不應只有單一的理解，而應具多元性。可以認定：“人間佛教”思想的發展趨向是開放性的，與之對應的教會教義也應該沒有絕對的、終結性的結論。或許，“文化佛教徒”的出現及澎湃，將是“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主流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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