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電梯怎么裝，門禁怎么改，綠化帶和停車位矛盾怎么解決……社區是基層自治的最小單元、國家治理的神經末梢，也是社會矛盾的高發地。近年來，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引入了“開放空間”會議技術，嘗試“議而決，決而行，行而果”，探求社區治理的“最優解”。
我的小區我做主
在寧波市海曙區白云街道安豐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四層的議事廳里，一場“開放空間”的討論熱火朝天地進行著——
“我建議小區使用指紋門禁系統，方便又安全。”
“家里是指紋鎖，小區如果采用指紋門禁，萬一信息泄露太不安全。”
“人臉識別可以直接刷臉通過。”
“我看還是經典的門禁卡最好，老年人用起來沒有負擔。”
……
十幾名居民圍在一張方桌邊，討論小區應選用哪種門禁系統。一位居民充當記錄員，記下小組討論的結果。
房間里另兩張方桌邊，“門禁系統就位后小區如何管理”“小區內幼兒園來往人員如何使用門禁”等話題也被熱烈討論著。
安豐社區由玫瑰苑、三鼎坊和豐馨苑三個小區組成，住戶3396戶，總人口近1萬。其中，玫瑰苑與三鼎坊兩個小區是20世紀90年代建成的老小區。
“這次主題是‘聊聊老舊小區改造如何實現封閉式管理’。聽到這個主題，你會想到什么？”在社工主持人的引導下，40余位居民寫下自己的關切。
按照“開放空間”議事程序，主持人選出了“熱度”最高的三個話題，把它們貼到了黑板上，居民排隊依次在自己最感興趣的話題上簽名，并分成3個小組展開討論。他們將通過小組討論、發布行動方案、正反方辯論、投票等各個環節達成共識。
“我們這個小組討論的重點是門禁系統就位以后，小區應該如何管理。”作為第三小組的記錄人，居民張蓓琳向全體參與討論的居民匯報小組討論成果：“我們認為應當采取負責人制度，每天安排專人值班，形成‘物業負責、居委會監督、居民遵守’的管理模式。”
自2013年在白云街道牡丹社區等社區試點以來，寧波市海曙區已在全區102個城鄉社區推廣了“開放空間”這一民主協商議事模式。
“開放空間”為何來
海曙區很早就遇到了城市基層治理難題。9個街道102個社區，有老小區，也有新小區，居民訴求紛繁復雜。這成了安豐社區黨委書記陳賽花采用“開放空間”會議技術的原動力。
2013年4月，牡丹社區居民拋出要建“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的議題，社區“要地沒地”“要人沒人”，時任社區黨委書記的陳賽花想破頭也想不出解決辦法。
這時，還作為新鮮事物的“開放空間”走進她的視線。當時，北京市東城區社區參與行動服務中心主任宋慶華，到寧波分享社區治理經驗，一本“開放空間”操作手冊，傳到了陳賽花的手中。
作為一種會議技術，“開放空間”由美國學者哈里森·歐文設計提出。他發現人們在開會時很沉悶，茶歇時間卻交談甚歡、交流頗有成效，受此啟發，他設計出了“開放空間”的會議技術。
“開放空間”遵循四大原則：在場的人就是合適的人，凡是發生的都是有原因的，只要開始了時機就到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而最重要法則是“雙腳法則”——可以用自己的雙腳自由移動，隨時選擇自己喜歡的話題。每個參與者既可以做辛勤貢獻意見的“蜜蜂”，也可以做自由來往靜靜旁觀的“蝴蝶”。
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她邀請了社區黨員代表、義工代表、社區工作者以及愿意參加討論的普通居民嘗試一次“開放空間”討論。結果出乎意料，社區居民帶來了需求、問題，也提供了解決建議。
居家養老服務中心要設在底層，方便老年人走動；服務中心最好能設個茶室，老年人能喝茶聊天；有人想報名成為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的志愿者……社區居民的“金點子”提了30多條，足足寫滿了3張紙。
最終，在“開放空間”的努力下，社區找到了場地、確定了設施，并且還對接到了服務中心成立后服務的志愿者團隊。
“蘿卜白菜十三條”
在傳統的社區中，居委會往往是幫居民拿主意的一方，如家長一般為居民包辦大小事務。面對紛繁復雜的訴求、重疊交織的利益，居委會干部常常居中協調，但又往往得不到理解、吃力不討好，而社區居民沒參與感、不滿意、不開心，“雙輸”的局面成為社區治理困局。
安豐社區居民張志成說，“開放空間”的出現，緩解了緊張關系，讓社區問題得到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開放空間”有著自己的“規矩”。現場任何人講話、發言，必須遵循“不同意見者之間避免面對面對話”“不得進行人身攻擊”“不得打斷其他人陳述”等一系列規則。7年多來，隨著“開放空間”持續開展，這些規則逐漸深入人心，社區居民將之稱為“蘿卜白菜十三條”。
在玫瑰苑小區圍墻改造議題上，圍墻邊樓棟的居民對設計單位給出的圍墻高度均不認可，低樓層居民覺得加高太壓抑，高樓層居民則擔心圍墻太過低矮不安全。為解決這一問題，陳賽花把“開放空間”開到了圍墻邊。最后居民們一致決定，推翻設計單位給出的“標準解”，改為給圍墻加上三塊磚的高度，并架設高50厘米的防盜網。
居民們在開放空間中討論、讓步、做決定，最后得出民意的最大公約數，這成為眾人眼中社區治理的“最優解”。據了解，7年多來，“開放空間”議事8500余次，有效解決或回應近8000條，議事居民超10萬人次，參與其中的居民滿意度達到95%。
“議而決，決而行，行而果。”寧波市海曙區民政局副局長吳鶴立認為，這就是“開放空間”相比較其他社區治理模式最大的不同，也是突破所在。
為基層民主實踐加載制度框架
作為一個從國外引入的會議技術，“開放空間”如何適應中國的社會人文環境、又該走向何方？
針對老舊小區中老年人較多、中國人在公開場合較為拘束、會議前期容易出現發言不踴躍、參與度不夠等情況，熱身環節被引入了“開放空間”中。拍手歌、手指操、“破冰”小游戲，既活躍了氣氛，也讓居民放下了拘束和戒備。
對于較為復雜、解決難度較大的議題，則通過縮短議程、多次召開的形式，讓每次“開放空間”聚焦具體話題、落到實處。
解決問題還需要積極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吳鶴立說，發動依靠基層黨組織的力量成為“開放空間”的中國特色。
事前，社區發動黨員收集議題，并邀請利益相關的、感興趣的居民參與，讓討論能在一個有利于問題解決的方向上開展，此為“舵手”；
事中，黨員干部帶頭發言，積極參與討論，鼓勵其他居民就討論話題提出問題、發表看法、給出解法，此為“鼓手”；
“推手”則意味著社區干部身份的轉變，從“社工臺上坐、居民臺下聽”轉變為居民主導、社工協助居民完成討論，社區干部則成為了話題的引導者、討論的組織者、規則的守衛者。
陳賽花介紹，在玫瑰苑小區圍墻改造的墻邊“開放空間”中，社區承擔了討論的組織、秩序的維持和與施工方對接的工作，但最重要的討論環節、互相的妥協、最終的決策，都是居民們在“開放空間”中達成的。
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夏學民看來，“開放空間”一方面提高了居民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意識、規則意識，另一方面有效減輕基層政府及其政府派出機構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社區居民對社區問題解決的參與率和滿意度。
“可以考慮用技術標準的形式來規范它，從而給基層民主實踐加載制度的框架。”夏學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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