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每隔一年半，就會有新的醫生從北京組隊出發，來到幾內亞。他們在這里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埃博拉疫情，也在新冠疫情中堅持診療工作。
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在位于幾內亞共和國首都科納克里的中幾友好醫院，中國醫生成為當地人的熟面孔。
現在，每隔一年半，就會有新的醫生從北京組隊出發，來到幾內亞。他們在這里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埃博拉疫情，也在新冠疫情中堅持診療工作。目前，第29批援幾內亞醫療隊正在繼續這一醫療援助任務。
10年間，在8批援幾內亞醫療隊的接續支援中，這家年輕的醫院建起了全幾內亞第一個重癥醫學病房，實現了當地人“重癥不出國”的愿望，神經學科等各學科建設也取得顯著進步，成為幾內亞的示范醫院。
幾內亞駐地的中國國旗
跨越三大洲、飛行歷時54小時，當地時間2022年3月6日22時，第29批援幾內亞醫療隊抵達非洲，踏上了幾內亞的土地。
位于西非西岸的幾內亞共和國，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2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1310萬人，經濟以農業、礦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糧食不能自給。瘧疾、霍亂、寄生蟲等傳染病多發。
炎熱、貧窮、傳染病，是醫療隊接下來要克服的難題。22名隊員中，2人來自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和北京市疾控中心，20人來自北京天壇醫院的15個專業科室，他們將進入中幾友好醫院，完成18個月的醫療支援任務。
3月14日清晨，醫療隊在駐地進行了首次升旗儀式，在幾內亞的行醫生活拉開序幕。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中，醫療隊完成了當地的不少“第一次”。
4月21日，醫療隊利用受捐的2條支氣管鏡、1條插管鏡和支氣管鏡配套設備，迫不及待組裝操練了起來。4月26日，幾名隊員在中幾友好醫院ICU內，為一位腦型瘧疾的患者進行了床旁支氣管鏡吸痰，當地醫護人員現場觀摩，這是支氣管鏡在中幾友好醫院的第一次臨床應用。隨后，有8名當地醫護人員報名參加了醫療隊開展的支氣管鏡操作培訓，掌握了基本知識和操作。醫療隊也將設備轉贈給中幾友好醫院，填補了幾內亞支氣管鏡設備配置的空白。
2022年4月，天壇醫院醫生在中幾友好醫院開展床旁支氣管鏡吸痰，當地醫護人員在旁觀摩。受訪者供圖
在幾內亞，由慢性腎小球腎炎、高血壓腎病等引起的慢性腎功能不全患者數量龐大，需要長期血液透析的患者非常多。然而，當地沒有醫生能夠開展自體動靜脈內瘺成形術。少數經濟條件較好的患者，會前往突尼斯等鄰國接受動靜脈內瘺成形術。大部分患者多采取臨時血液透析通路，要承受巨大的肢體痛苦和經濟負擔。
5月8日，天壇醫院醫生劉新農主刀完成了幾內亞本土第一例自體動靜脈內瘺成形術。劉新農安排當地醫生為助手，向對方詳細介紹了關鍵步驟和細節，如術前血管條件評估最為重要、術中瘺口大小和縫合方法等細節需要注意。這臺手術吸引了幾內亞另一家醫院——東卡醫院腎內科的醫生前來觀摩。
2022年3月2日，中國第29批援幾內亞醫療隊出征授旗活動暨歡送會在天壇醫院舉行。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一家醫院的十年成長記
在中幾友好醫院，黃種人已是熟面孔。
幾內亞是醫療資源極為匱乏的國家。遇到較重的疾病，當地人往往要跨國就醫。在首都科納克里，包括中幾友好醫院在內一共只有3家大型醫院，中幾友好醫院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家。
2012年4月11日，在中幾雙方的反復協調和共同努力下，由中國政府援建幾內亞的中幾友好醫院正式開業。同年，中國開始派遣醫療隊專職隊長，兼任中幾友好醫院副院長，參與醫院管理。
援幾內亞醫療隊由北京市屬八家大型綜合性醫院為主，輪流整建制派出。從第22批援幾醫療隊到第29批，相繼有8支醫療隊進入這家醫院。一批又一批的中國醫生如燕子銜草搭窩一般，一點點帶去新東西。不同的援外隊員，記錄下醫院十年間的變化。
“剛到中幾友好醫院胃鏡室，心理落差很大。一個小房間，一條胃鏡。胃鏡鏡頭模糊，操作部按鈕不靈活。沒有消毒液，沒有清洗消毒胃鏡的水池，只有一個家用小洗手池，胃鏡無法放進去沖洗……盡管如此，這也是當地為數不多提供胃鏡檢查的醫院之一。”這是第23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醫生吳素萍的記錄。
于是，吳素萍開始改造胃鏡室。她建議院方換一間大一些的房間，并開始四處尋找大水池，了解到安貞醫院一條閑置的纖維胃鏡功能正常，她向后方說明了情況，由安貞醫院向中幾友好醫院捐贈了設備。此后，胃鏡室終于正常啟用，常有周邊診所和其他醫院的患者慕名來中幾友好醫院做胃鏡檢查。
2014年埃博拉肆虐西非期間，北京友誼醫院派出的第24批援幾內亞醫療隊分兩批奔赴幾內亞。醫療隊代表中國政府，向醫院捐贈了呼吸機、血透機、手術顯微鏡、超聲引導裝置、腹腔鏡、數字攝影等一批先進的醫療設備。隊員在中幾友好醫院開展神外顯微手術、腹部微創外科及超聲介入手術的培訓及臨床應用，開啟了幾內亞的顯微手術時代。
一年半后，北京同仁醫院派出的第25批援幾內亞醫療隊，在中幾友好醫院建起了幾內亞第一間重癥醫學監護病房。
“剛到的時候，那兒只有一個房子，別的什么都沒有。”同仁醫院醫生韓鵬舉如此記錄，醫生工作站的桌子，是隊員們和中幾友好醫院院長駕車幾百公里，進入木材廠選材制作的；為了方便當地護士認識監護儀，儀器上的每個按鈕由中國醫生貼上了法語單詞標簽；醫療隊組織幾百課時的理論課和操作課，為當地人員培訓。三個月時間，ICU掛牌；醫療隊歸國時，ICU已成為明星科室，當地人將這里視作危重病人最好的醫療保障。
雖有物質條件制約，這家醫院仍在“長大”。在第28批援幾內亞醫療隊支援期間，中幾友好醫院建起了神經醫學中心。在第29批醫療隊支援期間，醫院二期已經建成在即。
將先進醫學技術、理念帶入幾內亞
搭房子、添設備，在此之外，中國醫生還為當地更新了技術與理念。
支援期間，第28批醫療隊隊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醫生何婧瑜曾接診一名39歲男性。入院時，患者心律失常，CT提示大腦左半球出血。當地ICU醫生要請心內科醫生會診，何婧瑜問，你覺得原因是什么，他說是心臟，何婧瑜說，不對，這是腦出血后腦心綜合征的反應。
腦梗后的并發癥有很多，除心律失常，還包括急性腸麻痹、腸梗阻等。對于許多疾病的歸屬，不同科室會從不同角度去考慮，而當地醫生習慣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科室之間交流較少，沒有綜合思考的習慣。
幾內亞天氣炎熱，ICU做不到無菌，開顱手術容易出現顱內感染。何婧瑜協調神經內科、神經外科、ICU多科室會診后，覺得還能等待，對患者進行了保守治療。這之后，患者又相繼出現發燒、肺炎、心律失常、急性尿潴留等癥狀，經過一系列治療，終于在一個多月后恢復，可以自己走著出院。
當地醫生對多學科協同產生了興趣。何婧瑜以此為契機，聯合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影像科一道開展多學科臨床沙龍授課，希望他們從單系統疾病診治發展到多學科、全身系統的綜合評估，將“單兵作戰”發展為“全兵作戰”。有一次，一位神經內科醫生聽她講到腦梗后胃腸紊亂的癥狀，驚訝地表示曾以為這是消化科的問題，又詢問她有沒有寫過文章，何婧瑜說沒有，但讀過，于是找來論文發給他。從此之后，每當聽說ICU接診腦梗病人出現胃腸道問題，這位醫生都會跑來看看。
支援期間，何婧瑜在中幾友好醫院與當地醫生一起查房。受訪者供圖
在技術方面，中國醫生也嘗試激發他們的興趣，學習更加先進的治療手段。
神經外科醫學早已進入微創、顯微外科時代，這在當地還是較為陌生的概念。第28批醫療隊隊員、宣武醫院醫生王興文介紹，醫療隊在當地做的第一臺手術，患者是一名24歲的顱腦外傷男性，中國醫生進入手術室時，當地醫生已按習慣將切口設計好。王興文看了一眼，發現切口有13-15公分，設計得太大，于是通過微創手術方式將手術切口縮短一半，借機為他們進行了演示。手術持續了3個小時，術后四天，病人可下地活動，一周后出院。如按常規手術，患者出血量多、損傷大，住院時間將延長。
當時，醫院中還有一臺建院時中國捐贈的手術顯微鏡，已在角落積灰多年，無法正常使用。第28批醫療隊隊員找來技師修好了顯微鏡，并用其為一名30多歲的幾內亞男性患者開展了首例頸椎前路間盤切除的顯微手術。搭臺的當地醫生說，這是他第一次在手術顯微鏡下看到神經長成什么樣子，之前從沒看得這么清楚過。后來，醫療隊又為當地購買了400多萬元的設備，包括最新的顯微鏡。
看完這些現場演示的顯微外科手術，當地醫生主動提出希望中國醫生多講講。之后，醫療隊開始舉辦神經醫學專家講壇，面向整個幾內亞免費開放。
學習在工作之余展開，王興文發現，當地醫生上課之后，會主動去實驗室練習顯微操作、縫合。有一次，一名椎間盤突出患者入院，王興文走進手術室時，發現他們已經自己把顯微鏡推過去開始做了，他感到非常欣慰，術后用法文祝賀主刀醫生，“你已經掌握了這個技術。”
直面瘟疫
在幾內亞，醫療隊不僅要在有限條件下施展拳腳，還要應對襲來的瘟疫。
2014年3月24日，第23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員、安貞醫院醫生曹廣收到了一條手機短信。短信是法語的，是幾內亞當地政府面向全體市民發布的疫情提醒，其中“埃博拉”一詞讓他心中一緊。
埃博拉是人類歷史上發現的最可怕的病毒之一，平均死亡率50%，有時高達90%，感染者可出現致命的出血熱。1976年，埃博拉在非洲首次被發現，對于中國醫生來說，這是只出現在教科書和新聞上的陌生病毒。
就在接到短信的前一周，曹廣所在的科室收治了一名奇怪的男性病人?；颊邍I血、便血，自始至終出現難以解釋且逐漸加重的出血傾向。曹廣曾為患者查體，發現其左眼眼白部分已全部變成血紅色，護士給病人翻身時，他看到患者左臀部的臀大肌注射點像泉水一樣往外滲血，浸濕了褲子和床單。
這是科納克里首例埃博拉感染者。之后，為其施治的9名當地醫務人員被感染，6人死亡。兩名中國醫生曹廣、吳素萍因有接觸史而被隔離21天，所幸平安無事。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上仍記載著他們經歷的這場疫情——這是自埃博拉被發現以來最大且最復雜的一場疫情。這也成為第23批、第24批援幾內亞醫療隊隊員的共同記憶。
第24批醫療隊除常規工作外，還為實驗室檢測隊、臨床和公共衛生專家組、公共衛生培訓專家隊等各支隊伍承擔大量協調和后勤保障工作。2015年1月，當時的北京市衛生計生委組派了6批12人次公共衛生專家組，累計為幾內亞培訓了1679名公共衛生人員、社區醫療服務人員等。
2018年7月，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訪問北京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時提到，在剛果出現新的埃博拉疫情后，有34名來自幾內亞的醫生參與了那里的埃博拉疫情救援。他們當年接受了中國援外醫療隊的醫療培訓，現在已能幫助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抗擊埃博拉疫情。
第28批、第29批醫療隊隊員，則在幾內亞直面新冠疫情。
當地醫院無法做到“三區、兩通道”的院感改造，ICU環境雜亂不通風，當地醫護也不習慣佩戴口罩和手部消毒，沒有單間隔離的意識。疫情發生后，曾有多名醫務人員感染新冠。
何婧瑜不斷提醒他們加強自我保護：每天盯著他們戴口罩，拿著消毒液讓他們消毒，接診傳染病患者后，會要求將患者轉入單間治療，并要求醫生加穿隔離衣。久而久之，當地醫務人員開始互相監督佩戴口罩，查房后會主動向何婧瑜伸出手，有時還會反過來給她擠消毒液。
疫情給日常診療工作也帶來壓力。
在醫院工作時，隊員要佩戴N95口罩、戴雙層手套、穿隔離衣，炎熱之下十分辛苦。王興文曾參與一臺手術，中途患者瘧疾發作，他既參與搶救，又要送檢患者血樣，那一天，他在醫院待了12個小時，下手術臺時，全身就像水洗一樣，回房后累到話都不想說。
“醫療隊所有人都瘦了，我們說這是減肥的好機會。”王興文開玩笑說。在幾內亞，王興文瘦了24斤，何婧瑜瘦了30斤。
離家兩萬里的異國際遇
“在幾內亞時，我一直在想我們到底能為當地人做什么，這是個艱巨而光榮的任務。離國家兩萬多里，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經歷。”王興文說。
往年，中幾友好醫院的醫生可來到北京的醫院進行學習交流，由于疫情，原本計劃在宣武醫院學習的十多名醫生無法成行，醫院便為其準備了線上課程。有一天，一名原本很認真的醫生突然不上課了，王興文詢問原因，對方告知他自己電腦壞了，修電腦需要60美元，他付不起，王興文就給了他60美元，讓他可以完成學習。事后，那名醫生對王興文說，自己特別想去中國，想看看中國的神經外科是什么樣子，希望王興文能繼續做他的導師。
長年與中國醫生交往，當地醫生對于中國文化不陌生。他們知道烤鴨、長城，有的可以用中文進行基本交流。日常查房時，何婧瑜也會教他們一些中文，一名醫生說，他的兒子原本計劃去中國留學，他學會了再教給兒子。
何婧瑜也感受到當地醫生對中國醫生的尊重和善意。醫療隊剛到幾內亞時，當地人很熱情，習慣性地要擁抱她，幾內亞的一名醫生走上前說，不要擁抱，要握手；當她穿著繡著國旗的白大褂走在醫院，當地醫生會主動打招呼。
中國醫生之間也有著彼此的默契。
幾內亞物資匱乏，購物不便，許多東西買不到。離開時，第27批醫療隊隊員把能留下的物資都留下了，何婧瑜“繼承”了兩張電話充值卡、防曬霜、內衣消毒機等；與第29批醫療隊交接時，她也延續傳統，為新隊員準備了電話充值卡、凈水裝置、洗漱用品和小零食。而在醫生宿舍，內科學課本、熱帶病診療及防護手冊、臨床心電圖圖譜等專業書籍，已不知是第幾批醫療隊留下的了。
將自己一年半的援助經驗傾囊相授，也成為每次交接的固定環節。
何婧瑜剛去幾內亞時，第27批醫療隊的同行告訴她，幾內亞的人學東西很快、但需要反復學習，她在講課時就會留意對知識點反復強調；與第29批醫療隊同行交接時，何婧瑜告訴了他們當地傳染病的情況和部分重點案例，將當地ICU醫生的電話、照片、基本信息都發給他們，希望他們減少陌生感。
王興文則從上一批隊員處了解到，當地神外科有兩名醫生，能做相對簡單的手術，受制于硬件設備，復雜的手術開展困難，顯微手術很少；與下一批隊員交接時，他告訴對方，醫院的設備已得到極大改善，擁有全幾內亞最好的顯微鏡，接下來要做的，是如何利用現有條件，進一步提高醫療技術。
讓幾內亞醫院越來越好、百姓不必跨國求醫，成為一批又一批援外醫生的共同心愿。
新京報記者 戴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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