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華,一名鄉村醫生,右手殘疾,卻憑著堅強的意志自學取得了鄉村行醫職業資格,一干就是35年。
東岳村衛生室內,吳華正在給70歲的吳國忠量血壓。吳國忠患有腦溢血,需要定期測量血壓。細細打量眼前的衛生室,20多平方米的門面房,除了一個中藥柜和西藥柜,只有一張診斷桌。而就是這樣一個簡陋的衛生室,卻牽系著重慶寶頂鎮東岳村9個社1000多戶3000多名村民的健康。衛生室的主人是吳華,一名鄉村醫生。
“那幾年看過的書,用扁擔都挑不動”
11歲,是吳華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吳華回憶,有一天深夜兩點,他被右手鉆心的疼痛驚醒,一聲驚叫后,父親打開手電筒,發現一條近一米長的“烙鐵頭”(原矛頭蝮)從泥墻的縫隙溜走。由于中毒嚴重導致手臂化膿腐爛,吳華留下了終身殘疾。
初中畢業后,吳華便開始跟著在衛生院工作的三叔吳全勝學習中醫。為了掌握醫學知識,吳華爭分奪秒地看書,出去放牛時也帶著書,空閑時就翻翻,晚上看到眼睛都睜不開了才睡覺。“那幾年看過的書,一個人用扁擔都挑不動。”吳華笑著說。
“除了看書,在實際操作中也有不少困難。因為右手殘疾,出去不能帶太多的東西,給別人輸液打針也不方便。”練習注射時,為了鍛煉左手腕的活動力,吳華曾拿紅薯和蘿卜練了一個月。
自學三年后,1980年吳華被招收為大足縣第一批鄉村醫生,并被推薦到衛校村醫學習班脫產學習半年,取得了鄉村醫生資格證書。次年,吳華的衛生室開辦,從此,他背著醫藥箱,開始了行醫路。
“只要有人病了,刮風下雨我也要去”
離吳華的衛生室不到5分鐘的路程,是寶頂鎮化龍水庫碼頭。一艘鐵皮船停靠在岸邊,這是吳華出行的交通工具。吳華告訴記者,東岳村位于化龍水庫深處,村民住在河兩岸,進出主要靠劃船和走山路。“村里的年輕人大都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孩子。只要有人病了,不管深更半夜,還是刮風下雨,我都要去。”吳華說。
由于右手殘疾,吳華只能左手劃動船槳,右手兩個手指稍微使下力。“剛開始的時候,右臂使不上力,木船一直在岸邊打轉,練了3個多月才把船劃出岸。”吳華給記者看自己的手,滿是繭疤和凍瘡。
有一天凌晨3點多,4社75歲的吳建珍老人的兒子打來電話,說自己的老母親從晚上10點開始就咳嗽不斷。吳華戴上頭燈,提著醫療箱就出了門。下船后,還有3公里長的崎嶇山路,4點半到達目的地時,吳華已滿頭大汗。經檢查,吳建珍是急性支氣管炎,經過輸液,老人的病情穩定了下來。治療完,他又沿著山路急匆匆往家趕。
山里路陡草多,下雨下雪的時候山路很滑,吳華摔的跟斗不少,還摔斷過腿。算下來,一天要走十多公里山路,一年穿壞3雙膠鞋,用壞兩三個手電筒。
“因為熱愛這份工作,我要堅持下去”
按照政策,鄉村醫生出診可以收取4元錢/人次的診療費,但吳華基本上分文不取,除了收取基本藥物費外,村民的求診都當作義務服務。對于生活困難的村民,他連藥費也不收,有些村民過意不去寫下欠條,吳華從來不追討。村里劉澤高和老伴都80多歲了,劉澤高患有耳聾,老伴患有高血壓和類風濕,七八年來,每次夫妻倆過來拿藥,吳華都是“有錢就給點,沒錢就算了。”只要出診路過劉澤高家,吳華都會進去看看老兩口怎樣,問一下他們需要什么藥,記下來下次帶給他們。
“我每個月有1200多元的補貼,兒子也已成家立業,這些錢足夠支付我們老兩口和母親的開銷,很知足了。”吳華說。
吳華的兒子在重慶工作,曾多次勸他到城里來生活,但都被吳華拒絕了。他的理由是,“村民對我產生了感情,這個地方也需要我,我就定下心來,在這個地方做下去了”。
“我們這個地方說不艱苦是假的,假如說我不干了,還不知道有沒有人愿意來。我熱愛這份工作,我要把它堅持下去。”吳華說。
明天誰給村民看病(記者手記)
采訪吳華的過程中,記者深深感受到鄉村醫生的苦:村落分散,爬坡上坎是常事,像東岳村這樣被水庫環繞的,出行更是不易。
吳華堅持下來了,靠的是一顆服務村民的赤誠之心。吳華告訴記者,近幾年,得益于新醫改,鄉村醫生收入趨于穩定,但他也有心事:自己老了干不動了,誰來接班?
像吳華一樣,當初從“赤腳醫生”走過來的那批鄉村醫生趨于老齡化,又找不到合適的年輕人接班。農村條件比較艱苦,收入低,升職流動機會較少,生活也很枯燥,對年輕人毫無吸引力,“明天誰給村民看病”成為擺在面前的一道難題。
要把新生代村醫留在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各種服務配套欠缺的廣袤鄉村,奉獻精神固然重要,留人的途徑和機制更為重要,比如解決好當前困擾村醫的收入、養老、職業發展等問題。唯有如此,才能讓村醫們不再是“默默付出”“苦情奉獻”的無奈堅守者。